内容提要：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中，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萌芽、产生及科学概念问题仍有进一步探讨之必要。本文认为大革命时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萌芽阶段；南昌起义至第三次反“围剿”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产生阶段。同时，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科学概念，不能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等同使用。

近十几年来，学术界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发表了一大批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但在关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发展的历史分期，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体系结构以及科学概念等问题上仍存在着分歧。本文仅就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萌芽、产生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概念问题谈一些粗浅的认识。

一、关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萌芽

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问题的研究，涉及到有没有一个萌芽阶段的问题，目前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四个阶段”说、“三个阶段”说和“二个阶段”说。“四个阶段”说有两种说法。一种观点认为：从八一南昌起义至遵义会议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初步形成阶段；从遵义会议至抗日战争结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科学体系形成阶段；解放战争时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科学体系成熟阶段；建国后至今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继续发展的阶段。另一种观点则是完全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发展进程来划分的，认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阶段；抗日战争时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业已成熟阶段；解放战争时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空前大发展的阶段；建国后是毛泽东军事思想更加充实和完善的阶段。“三个阶段”说则认为：遵义会议前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产生阶段；遵义会议至抗战结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科学体系的确立阶段；解放战争至建国后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继续得到全面发展的阶段。“二个阶段”说则主张以1936年12月毛泽东发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为分界，前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的形成阶段；后期至建国后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充实和发展阶段。

上述几种历史分期都没有把大革命时期看作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萌芽阶段，我认为这是不妥的。因为在大革命时期，无论从战争实践上看，还是从理论成果上看，都表明毛泽东军事思想已经萌芽。学术界有一个共识，即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武装斗争实践经验所进行的科学总结和理论升华。根据这一认识，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产生、发展，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要研究中国共产党人的军事活动和战争实践；二是要研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军事理论的创造及其成果。大革命时期之所以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萌芽阶段，理由是：从实践上看，大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参与和从事军事活动、战争实践的最初阶段。周恩来担任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直接参与了黄埔军校的领导工作，并在东征和平定刘、杨叛乱等战争实践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肖楚女、聂荣臻、熊雄等相继到黄埔军校，担任了军校的政治教育、军事训练等方面的组织领导工作。国共合作领导的北伐战争发动后，一批共产党人直接从事北伐战争组织发动和领导工作，如在国民革命军军师团的党代表或政治部主任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共产党员担任的，其中担任军一级的党代表或副党代表、政治部主任的就有周恩来、李富春、林伯渠、朱克靖、廖乾吾、黄日葵等。在北伐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叶挺独立团，从团长叶挺到营、连、排干部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同样，在北方配合南方革命军北伐的冯玉祥的国民军中，有我党派出的刘伯坚、邓小平等二百多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从事政治工作和组织活动。可以说，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为黄埔军校的军事人才培养以及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些活动，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萌芽提供了实践条件。

再从理论创造和理论成果上看，大革命时期也表明毛泽东军事思想已经有了萌芽。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在从事军事活动和战争实践的同时，进行了军事理论方面的有益探索，提出了许多有理论价值的认识和主张。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明确提出了“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的正确主张。随后，毛泽东更明确地指出共产党员应“拿起武器，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坚决与敌人作斗争，武装保卫革命”。周恩来是我党在大革命时期对军事理论探索最多、理论成果最丰富的一位领导人。他先后发表了《军队的性质和组织》、《将革命的思想传到全中国》、《克复潮汕之捷报》、《国民革命军及军事政治工作》、《关于上海的武装起义》、《赶快决定打东南的方案》、《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等重要军事论著，指出“军队是一种工具”，是“谁也可以用的”工具，“压迫阶级可以利用”，“被压迫阶级也可以利用”；军队“是实现我们的理论的先锋”。他还对军队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及任务、方法等作了明确阐述，指出“军事政治工作要以军队为背景”；军队政治工作的目的任务就是使“革命军队确实具有革命观念”，“一定要晓得革命军的使命”；同时“使广大的群众明了帝国主义的罪恶”；从事军队政治工作的干部“要以身作则，严守纪律”等。党的其他领导人如瞿秋白、蔡和森等也都对军事问题作过理论上的探索，并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认识。

上述这些重要思想，尤其是毛泽东、周恩来等关于军队性质、武装斗争和军队政治工作等方面的理性认识，表明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初步尝试运用马列军事思想解决中国革命战争的问题，这些最初的可贵探索表明毛泽东军事思想确实己经有了萌芽。因此，把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军事活动、战争实践和对军事问题的理性认识，看作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萌芽，更符合历史实际。

二、关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产生

有的同志认为，南昌起义至遵义会议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产生（或初步形成）阶段。这种看法值得商榷。这里涉及到什么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产生的标准，学术界有的同志主张：看是否已从实践与理论上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应当走什么道路，如何建设人民军队及如何作战”这三个根本问题。我认为这个标准比较科学。按照这个标准，似应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产生阶段划到1931年秋，即红军粉碎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而不宜划到遵义会议。因为上述三个根本问题的成功解决，都是在1931年秋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围剿”之前。首先，从实践上和理论上成功解决中国革命应当走什么道路问题的标志，是毛泽东、朱德等领导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及全国十多块革命根据地的开辟；毛泽东等关于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几篇重要理论著作的发表。其中标志着中国革命应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理论初步形成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已在1930年初发表。这说明，从1927年八一起义到1930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发表，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无论在实践上还是理论上，都已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应该走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问题。再看如何建设人民军队问题的解决。1929年12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古田会议《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八个决议案的通过，以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九月来信，朱德发表的《怎样创造铁的红军》等，标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解决了如何在农村环境建设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人民军队问题。还有关于红军如何作战的问题，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朱德等不仅在实践上解决了红军进行游击战的一系列问题，而且还总结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十六字诀。到了红军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围剿”，已经总结出了积极防御，诱敌深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一系列红军作战的原则。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

既然在1931年秋之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成功地解决了标志毛泽东军事思想产生的三个根本问题，为什么却要把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产生划到遵义会议呢？有人说这是因为毛泽东军事思想产生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还需要不断地受到战争实践检验，才能被证明是正确的，并继续得到发展，这种检验，不只是成功的经验，而且还应包括错误和失败的教训。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但据此主张把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的三年多时间都划到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产生阶段，就值得商榷了。八一南昌起义至1931年秋红军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正是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错误和失败的教训。井冈山时期的八月失败和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期间的红四军“七大”、“八大”的挫折，都是这种错误和失败的教训。之所以至1931年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能够成功地解决中国革命走什么道路、如何建军和如何作战的三个根本问题，就是因为毛泽东等科学总结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的结果。历史的发展是会有反复的，但是每一次反复或挫折总会推动历史向前发展，使之进入一个更高阶段。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导致了中国革命战争的重大失败，但恰恰这种失败，使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中国共产党人前进了一大步。因为这种失败进一步证明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军事路线的正确，也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科学体系的形成提供了条件。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给中国革命造成惨重失败的教训，一方面警醒了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的广大官兵：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相结合；另一方面也促使毛泽东等进一步从军事理论的高度，思考和回答中国革命战争的一系列问题。于是，就有了1936年12月毛泽东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部军事经典论著的诞生。正因为这样，在《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军事文集》收入这部论著时，都作了如下注释：“这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一场大争论的结果，是表示一个路线反对另一个路线的意见。对于这个路线上的争论，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召开的遵义会议作出了结论，肯定了毛泽东的意见，而否定了错误路线的意见。”所以，我认为不应把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的几年时间划到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产生阶段，而应该把这几年划到毛泽东军事思想科学体系形成的一个阶段，即1931年秋至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科学体系的成熟阶段。

三、关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概念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所以，毛泽东军事思想同毛泽东思想一样，是有特定内涵的。根据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思想所作的科学定义，已经把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这两个概念作了明确区别，这两个概念不能混用，更不能等同。同理，毛泽东军事思想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这两个概念也不能等同和混用。但目前，有的论著却将这两个概念混用，如最近出版的一部关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新著，在章、节的标题中多处出现了“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毛泽东的人民军队建设思想”、“毛泽东的军队政治工作思想”等等。我认为这是不够科学的。顾名思义，“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只是指毛泽东本人对中国革命战争、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等方面的理论阐述，不包括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的有关军事思想。而“毛泽东军事思想”所指的则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当代中国革命战争、革命军队和国防问题的科学理论体系”，这里既表明毛泽东本人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发展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又说明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都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也许有人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就等于毛泽东军事思想，这两个概念一直是等同使用的。从历史上看，这种说法虽有一定的根据，但那个时期我们党还不懂得将这两个概念加以区别，从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首次出现“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路线”，到同年12月1日刘伯承在《平汉战役的战斗总结》中提出的“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再到1946年12月24日中央军委下发的《关于练兵和训练干部的指示》第一次使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概念，一直到1980年之前，都是把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与毛泽东军事思想这两个概念等同使用的。那时，人们还没有把毛泽东的思想与毛泽东思想这两个概念加以区别的认识。例如大家都熟知的最早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的王稼祥，他在1943年7月5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第一次使用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就是把毛泽东的思想与毛泽东思想等同使用的，文章说：“中国民族解放的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在这里，无论是“毛泽东思想”，还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都是指毛泽东本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理论原则。同样，对毛泽东军事思想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的提法，长期以来都是指毛泽东本人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过程中提出并阐述的一系列军事思想、原则。朱德在党的七大上作的《论解放区战场》的报告，多处提到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分别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理论”、“毛泽东同志的军事学说”、“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路线”；陈毅负责起草的七大军事报告草稿中的第六部分则使用了“毛泽东军事学派”的概念，但这些都是指的毛泽东本人关于人民战争和人民军队建设的思想、原则。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在使用这两个概念时也都指毛泽东本人的军事思想。如在1960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叶剑英的报告说：“毛泽东军事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思想，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紧密结合的产物。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革命战争丰富的实践经验，灵活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革命战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制定了一套完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理论。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的实践，充分证明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真理。”这里，叶帅同时使用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毛主席的军事思想”这两个概念，其含义是完全相同的。

“文革”结束后，在彻底纠正“文革”错误的过程中，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为了正确区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提出并科学地赋予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以特定含义，这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而毛泽东的思想则不仅包括了正确的思想理论原则，同时也包括了他晚年的错误思想。所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后，学术界已明确区分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这两个概念，并分别规定了这两个概念的特定含义。那么，毛泽东军事思想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概念也是非常明确的。因此，我们必须严格按照中央决议的精神，正确使用毛泽东军事思想这个概念，而不应该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与毛泽东军事思想这两个概念混同使用，甚至将它们等同起来。

注释：略。

来源：《南京政治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