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世闻名的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下取得的伟大胜利，毛泽东军事思想使红军长征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又丰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然而，过去在研究长征时，往往不重视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研究，这就不能从理论上、本质上深刻认识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过去在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时，又往往不重视对长征历史的研究，这就不能深刻认识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发展的历史渊薮。今天我们强调二者结合的研究，不仅是研究革命历史的需要，也是研究毛泽东思想的需要。

一、红军长征与“井冈山长征”、反“围剿”战争的历史联系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进行的反“围剿”战争和长征，构成了这一历史时期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重要内容。毛泽东将这时期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划分为三个阶段：井冈山斗争至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为第一阶段，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为第二阶段，长征至抗战前夕为第三阶段。这三个阶段的革命战争，经历了由胜利到失败，又由失败到胜利的曲折发展的过程。可以说，长征初期的失败是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的继续，长征中、后期的胜利是井冈山斗争和前四次反“围剿”斗争胜利的继续。造成红军战争胜败的关键是红军的作战方针问题。第五次反“围剿”时，“左”倾教条主义者错误地否定了前四次反“围剿”斗争正确的作战方针，从而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和长征初期的失败；遵义会议重新肯定了井冈山斗争和前四次反“围剿”斗争的作战方针，从而使红军在长征中、后期又取得了胜利。

长征中红军是怎样继承了井冈山和反“围剿”斗争的正确作战方针、摒弃了第五次反“围剿”的错误作战方针的呢？下面就此问题作些概略的研究和考察。

陈毅曾说：“一九二九年井冈山长征，和三次围剿的穿插战术，对长征中期的启示作用是很大的。”陈毅所说“井冈山长征”，是指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红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的战略行动。

红军向赣南、闽西进军和三次反“围剿”战争对红军长征的启示是什么呢？

第一，为打破敌人的“围剿”、封锁所造成的困境，红军应向外线转移，开拓新局面。1929年初，为粉碎湘赣两省敌人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和敌军封锁所造成的严重困难，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闽西，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扩军建政，创建新根据地，开创了革命的大好形势。这是向外线转移带来的丰硕成果。然而，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紧急关头，“左”倾教条主义者拒绝了毛泽东主张中央红军向外线转移以挽救危局的正确建议，以致未能避免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时，“左”倾教条主义者被迫率领中央红军撤离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虽然时间已晚，但是必要的。否则，红军有被敌人歼灭的危险。

第二，红军在转移中对围追之敌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红四军在向赣南、闽西进军途中，和红一方面军在反对蒋介石对中央根据地的三次“围剿”中，采取集中优势兵力，打击弱敌，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先后粉碎了国民党优势兵力的“围剿”，创建、发展了中央根据地，并在战争实践中基本形成了红军全部作战原则，为尔后红军反“围剿”斗争提供了成功的经验。然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在第五次“围剿”中和长征初期采取消极防御的作战方针，致使红军惨遭损失。遵义会议批判了这些错误后，中央红军在川、黔、滇地区采取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方针，利用敌人步调的不一致和兵力薄弱环节，集结优势兵力，在运动战中正确运用分进和合击、进攻和防御、包围和迂回、前进和后退等战略战术，各个击破敌人，从而扭转了长征初期被动挨打的局面，为红军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第三，红军迂回曲折，声东击西，敢于穿插来往于敌人之间，迷惑、调歼和摆脱敌人。第三次反“围剿”时，红一方面军以一部兵力伪装主力，示形于佯，而红军主力先后从敌军间的四十华里的空隙地带，和二十华里间的大山中偷越过去，伺机歼敌，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等指挥中央红军在川黔滇地区实行迂回曲折、声东击西的战略战术，在数十万敌军的缝隙中穿插前进；终于摆脱了敌人，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红军在长征中采取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实与三次反“围剿”所采取的战略战术是一脉相承的。这是毛泽东的战争指挥艺术的精心杰作。

从上可见，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和红一方面军反“围剿”战争的经验，特别是在三次反“围剿”中形成的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朱德称它为“中国很好的革命战争经验”，对红军长征的胜利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为红军长征增强了战略转移的信心，而且提供了长征中战胜强敌的重要思想武器。同时，红军长征的胜利，进一步证实了毛泽东等领导红军反“围剿”斗争中形成的作战原则和经验的正确性，它是符合中国国情和革命战争的实际情况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学说在中国的创造性发展，是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唯一正确的指导原则。

二、红军长征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历史发展

一切指导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都是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的。如果说，在井冈山斗争和三次反“围剿”战争实践中基本上形成了毛泽东战略战术原则的话，那么，遵义会议则从理论上系统地总结了这些基本原则，尔后它在长征的战争实践中又得到了进一步检验、提高和发展。当时，红军长征面临形势之险峻，自然条件之恶劣，战斗之频繁，生活之困苦，都是前所未有的。因而指导红军长征的战略战术原则等，不能不随着长征实践的变化而变化发展。

毛泽东军事思想在长征实践中的发展，大致有如下几方面：

1、充分的准备工作是实现战略转移的重要步骤。长征是一次长途转移的战略行动，认真地不失时机地作好突围前的准备工作是能否顺利实现战略转移的首要问题。古代兵家所说的“慎以行师”，慎者，即包括准备工作在内。这个准备工作包括：（A）在政治上，突围前应给干部、红军指战员必要的解释和动员。毛泽东指出：“除了军事秘密外，政治动员是必须公开的，而且力求普及于每一个可能拥护革命利益的人员。”诚然，红军长征的军事机密是应该保密的，但不能借口保密而扩大保密范围，取消必要的政治动员。对红军离开根据地的目的、任务及当前敌我情况等基本问题，应向干部、指战员说明，这样才能提高广大红军指战员的热情和积极性。可是“左”倾教条主义者对这些基本问题秘而不宣，没有在干部和指战员中进行深入动员和解释工作，致使广大干部指战员的精神状态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B）在军事上，突围前应给部队必要的休整和训练。红军突围将从根据地转战到国民党统治区，从阵地战转为运动战，因此，给从反“围剿”阵地战场中撤下来的红军指战员以一定的休整和运动战战术思想及临战训练等，是完全必要的。可是，“左”倾教条主义者突围前张皇失措，未给部队必要的休整、训练而仓促突围，致使红军疲惫被动。（C）在组织上，突围时应轻装减从，使部队行动敏捷自如。红六军团从湘赣根据地突围时，遵照“左”倾领导者“凡属必要的东西都要带走”的指示而携带了许多东西，致使部队行动被拖累；后六军团领导根据途中实际情况，决定“焚烧行李，减少轴重”，才使部队稍获主动。可是，“左”倾错误领导者不接受教训，在中央红军突围时依然携带了大批辎重，使红军行动极为迟缓，被动挨打。遵义会议前后中央红军大力进行了轻装、整编，从而保证了部队在四渡赤水之战中得以充分发挥机动灵活的运动战的特长而取得辉煌的胜利。

2、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或改变长征的战略方向和作战方向。选择正确的战略方向和作战方向，是红军胜利实现战略转移的关键问题。战略方向是根据全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来确定的，作战方向是根据战略方向的确定而确定的，它服务于战略方向。红军对全国情况，特别是对敌方情况的及时了解和正确判断，是红军确定正确战略方向和作战方向的前提。长征时期，红军虽处于被敌围攻和流动不定的情况下，但红军对敌人的政治、军事、财政和社会舆论等方面搜集材料的工作是出色的。他们破译敌人的电报，利用国民党的报纸，“审问敌人俘虏、逃兵，探问战地逃出的居民，搜集并研究邮电信件刊物，以及敌人被俘及被打死者的身上取出的文件及军用品，偷听电话，观察敌人飞机的活动，使用间谍暗探”等等，及时获得所须情报。加之对沿途各省区情况的调查研究，为红军领导机关制定正确的战略方向和作战方向提供了重要的依据。1934年12月，毛泽东根据敌人重兵集结于湖南武岗、会同等地的情况，及时提出中央红军放弃去湘西会合二、六军团的战略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使红军免入敌人圈套。1935年1月下旬，毛泽东等鉴于敌人重兵向黔北合围，决定由黔北渡长江进入四川会合四方面军，建立川西北根据地；直至5月上旬渡过金沙江才实现了这一战略目的。为此，中央红军在云贵川地区往返活动达四月之久，去川西北的总战略方向虽无大变，但实现这个战略方向的作战方向由于受敌限制而多次改变。随时变更作战方向，正是为了实现战略方向，为了实现战略方向，必须经常变更作战方向。后来，中共中央鉴于川西地区地理、物质等条件不佳，决定放弃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的构想。6月，提出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计划，后随着敌我等情况的变化，先后又提出建立陕甘根据地及陕北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可见，红军长征的战略方向和作战方向，是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而变化的。长征中的大战略方向在一个时期内虽未变，但在这大战略方向下，小的作战方向因敌情变化而随时改变。当一个作战方向受到了限制，就得转移到另一个作战方向去。经过多次战略方向的变化和许多次作战方向的变化，最终取得了长征的胜利。这是毛泽东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根本指导思想的胜利。

3、以胜利的战斗掩护逐段转移。所谓逐段转移，指红军在长征途中转移与战斗相结合，波浪式地前进。当红军转移到某一地区后，停留下来休整部队和发动群众，伺机反击敌人；待敌调兵来攻时，红军或集中兵力歼敌一部或向另一地区转移，使敌扑空，红军再在另一地区停留，休整歼敌，继续转移。这种逐段转移的优点，任弼时曾作过如下的总结：“在不可免的脱离根据地而采取长距离之转移，为保持有生力量，可采取逐步转进，这一策略：A、可以减少部队远行军的疲劳，减少落伍和疾病。B、可在中途停留时，争取人员物资的补充，可能使部队扩大——唯须避免进入过空僻地带。C、但力量不宜过于分散，要准备在有利时机消灭敌人。D、更便利做群众工作散布政治影响，这种策略下完成远征计划不一定要削弱有生力量，正确的运用甚至可以壮大部队，造成创造根据地更有利的条件。”红二方面军正是采取这种逐步转进的方法而胜利长征的。1935年11月，二、六军团从桑植地区出发，次年3月转战到达贵州黔西、大定、毕节地区，部队得到休整与补充。敌郝梦麟等纵队纷纷来围，红军集中主力，先后在两河口等地给敌以打击，提高了红军的士气。敌继增兵来攻，红军便向云南镇雄、奎香地区转移。敌又跟踪而来，红军在以则河等地给敌以有力打击。红军转至盘县地区，发动群众，扩大和征集资材，休整和补充部队。后来，红二、六军团渡金沙江北上，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经短期休整后，与四方面军共同过草地北上，最后胜利到达陕北根据地。红二十五军也是在长征途中实行逐段转移的。1934年11月，二十五军从鄂豫皖根据地出发，到达陕西雒南地区，休整扩红，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开展游击战争，粉碎了敌人的围攻，创造了鄂豫陕根据地。次年7月，二十五军继续长征，沿途在双石铺等地给敌以打击后，9月到达陕北永坪镇与陕甘红军胜利会师。然而，长征初期，中央红军在“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领导下，采取退却逃跑，不敢在有利地区停留反击敌人，致使红军惨遭损失。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领导下，改变了“左”倾领导者消极防御的避战方针，采取积极防御、逐段转移的方法。红军在遵义地区停留十二天，休整补充部队，发动群众，建党建政，扩大政治影响。当敌人向遵义合围之际，红军便迅速北上。敌人跟踪追堵，红军转兵扎西，待敌向扎西汇集时，红军挥戈东进，在遵义地区痛歼敌人。尔后红军转战川、滇、黔、甘、陕地区，进行了休整和胜利的战斗，最后到达陕北根据地。

从上可见，红二方面军、二十五军和中央红军都是一边战斗，一边转移，在有利条件下坚决打击敌人，在不利条件下避免与敌决战，逐段转移，辗转前进的，那种强调转移而不敢在有利条件下战斗的逃跑主义是错误的，那种贪图局部之利而沉溺战斗的拼命主义也是不对的，只有既积极转移，又坚决战斗，以战斗掩护转移，在转移中伺机战斗的方法才是正确的。

4、高度机动灵活的运动战。长征中为摆脱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完成战略转移的艰巨任务，红军实行了高度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把运动战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

长征红军在实行机动灵活的运动战过程中，正确地处理了下列诸种关系：A、正确处理走和打的关系。按红军运动战的一般原则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打是目的，走是手段，然而，红军在长征中为了实现战略转移，走则成了主要目的，打则成了实现走的手段。长征中红军遇可打之仗应抓住战机，坚决歼敌，破敌之围以实现转移，如遵义战役即是；遇打而不利于转移时，红军决不恋战，迅速与敌脱离接触，如土城战斗、鲁班场战斗即是。因此打与不打，均以是否有利走为原则。这是毛泽东等灵活作战、不拘一格的指挥艺术。B、正确处理防御与进攻的关系。长征期间敌军处于战略进玫地位，红军处于战略防御地位。为改变在战略上的劣势为战役战斗上的优势，红军实行了战略防御中的战役战斗的外线作战。长征中几十万敌军对红军实行战略进攻和包围，但红军在遵义战役、包座战役、直罗镇战役等战役战斗中，采取了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从而取得了战役战斗上的优势和胜利，打破了敌人的围攻，实现了战略转移。红军在实行战役战斗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正确运用集中兵力的原则。毛泽东说：“集中兵力之所以必要，是为了改变敌我的形势。”因而毛泽东在长征中强调：“在对敌两团以上兵力作战时，似宜集结更优势之兵力，期于一举消灭之。遵义战役中，红军按中央军委“一、三军团当集全力部署打击敌增援部队”的指示，集中一、三军团的优势兵力，在歼灭主家烈的八个团后，又歼吴奇伟的两个师的大部。这是红军从战略上的防御变为战役战斗上的进攻所取得的重大胜利。C、正确处理主动与被动的关系。长征中敌大我小，敌处主动，红军处于被动。但战争的胜负，不仅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力量，还决定于作战双方的主观指导能力。作战中“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影响到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在川、黔、滇地区作战，充分发挥了战争指导者的主观能动作用，临机制变，灵活用兵，极力从被动中争取主动。当时，红军轻装整编，行动自如，辗转曲折，声东击西，大范围地迁回，大踏步地前进。而几十万敌军则笨重臃肿，转动不灵，处处挨打，疲于奔命。敌人以为红军渡江北上，红军却回击遵义；敌人以为红军入川西进，红军却回师黔南：红军敢于从向北追击的敌军中穿插南进，敢于和增援贵阳的滇军相对而行，终于把敌人远抛于后，渡过了金沙江，摆脱了敌人。陈毅称这种高度机动灵活的运动战为“摆脱战术”。“这种摆脱战术的精髓在于我军之转弯抹角和掉头是主动的、迅速的，比较敌军来说我是小兵团的轻而易举，敌是各个大兵团的繁而且重，故我能赢得时间和地区，而敌人几条大龙的向后转和再向后转，便不得不丧失时间，让出宽大地面，让我逸出。一句话说完，我由被动转到主动，敌由主动转到被动。”

5、抓住战争枢纽，解决战争全局中的主要矛盾。战争枢纽是指在战争全局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关键部位。战争指挥员只有把注意力放在战争枢纽方面，才能夺取战争的胜利；否则，“一着不慎，全局皆输”。这“一着”就是指战争枢纽。1935年11月，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指挥下在直罗镇取得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的重大胜利。毛泽东总结这次战役取胜的经验指出：“抓住战略枢纽去部署战役，抓住战役枢纽去部署战斗。”这次战争的战略枢纽是葫芦河。当时敌人以五个师兵力，构成沿葫芦河的东西封锁线，并打通洛川、富县与延安之间的联络，构成了沿洛河的南北封锁线；然后采取南进北堵，逐渐向北压缩的作战方针，企图围歼红军于洛河以西、葫芦河以北地区。据此情况，毛泽东等决定掌握葫芦河这个能粉碎敌人两线封锁计划，便于打破敌人“围剿”，便于红军以后向南发展的战略枢纽，又掌握了直罗镇这个敌军必争，而在地形、群众等条件有利于红军作战的战役枢纽，依此部署战役，配置兵力，终于一战而捷。这是长征期间红军领导人从战争全局着眼，抓住战争的战略、战役枢纽而取胜的一个成功典型。这个典型经验在以后的战役中（如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等）都得到了进一步的运用和发展。

6、夺隘、打骑兵战术思想的发展。红军长征沿途，历经许多急河险山、雄关要隘，这是红军前进的巨大障碍。为了战胜这些障碍，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特作《当前的隘路战斗》一文，对红军夺隘战斗的特点、作战方针、战术原则等作了详尽的阐述。刘伯承指出，抢占隘口应取首机之利：“如敌我两方都有通过某一隘路的目的时，则运动较快的一方是有利的。”当中央红军准备抢占沪定桥时，敌第三十八团也正连夜向沪定桥增援，先遣队红四团以一昼夜走二百四十里的速度赶到并控制了沪定桥桥西头，为夺桥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刘伯承指出，进攻隘口应根据不同敌情确定不同战术：A、对隘内之敌应多取迂回侧击方式，“进攻隘路内之敌应尽可能地克服困难，迂回和侧射敌人，此间从正面冲击的部队必须紧密配合迂回的部队一致动作。”中央红军夺取腊子口等战斗中，均派出部队迂回敌后，在正面部队的密切配合下歼敌取胜的。B、从正面攻击隘口之敌时应有后方火力掩护：“对于直接配备于隘路口（隘路前端）之敌进攻而不能迂回之时，则火力队（炮兵及重机关枪班）在后方和侧方占领适当阵地，发射猛烈的火力，以掩护步兵直冲隘路，这是要步兵先整顿队形，按照次序，一鼓气冲出前端夺取要点，以掩护后续梯队接连到来，展开战斗，扩张战果和防备敌人的反冲锋。”当红四团二十二勇士夺取泸定桥时，配置于桥西侧后方阵地的重机枪等即向对岸守敌猛烈开火，掩护勇士们缘铁索桥冲锋；勇士们夺取桥东阵地后，又冲向沪定城，扩展胜利。C、当隘敌退却时当乘胜追击：“当敌军开始退却时，进攻部队应乘敌人不及阻绝或破坏隘路之际，努力紧跟该敌，一鼓气进抵隘路前端的要点，最好是适时派出有力的轻快的追击队，由侧方急进抄到隘路前端，截断该敌的归路。以配合由正面去的追击队，消灭敌于隘路以内。”中央红军夺取娄山关后，即派出部队星夜迂回关侧板桥地区，切断敌之后路，红军歼敌后，乘胜攻击援敌吴奇伟部。吴敌南逃，红军跟踪猛追，并派出一部队取捷径先敌南下兜抄其后路，残敌不及过乌江，大部被歼。刘伯承还对夺隘战斗的攻防、进退等战术问题作了具体的论述。这篇文章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结合长征夺隘战斗的具体实践所作的科学总结。

当红军长征到达川西和西北地区时，经常要同敌人的骑兵作战。南方红军擅长在森林、山地作战，缺乏打骑兵的经验，为此，刘伯承、叶剑英曾给部队讲解了打骑兵的战术要领。根据骑兵的特点和当时实际情况，着重讲了以下作战原则：A、发现敌骑兵，应沉着、冷静，认真作好战斗的准备。B、要严格估计部队派入战斗所须时间。C、占领有利地形，构筑骑兵不能通过的障碍物。D、密集火力是同敌兵作战的基本手段，敌骑在八百米内，用重机枪射击，在四百米内，用轻机枪和步枪射击。E、敌骑向我冲锋时，步兵应用火力破坏骑兵战斗队形：如敌骑冲到面前，应用手榴弹或抵近射击。F、敌骑败退时，可进行较远距离的火力追击，但不离有利地形。后来，红军在甘肃青石咀、陕北吴起镇战斗中，都成功地灵活运用打骑兵的战斗原则而取得了胜利。

7、战略转移中的协同作战。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各根据地红军在战略转移中虽各自艰苦奋斗，开拓战局，但他们在战略战役上又互相配合，协同作战。这主要表现在：（A）红七军团北上，红六军团西征，配合中央红军长征的准备。1934年7月，中共中央为调动敌人，派红七军团自瑞金出发，向闽、浙、赣、皖地区行动；命令红六军团退出湘赣苏区；红六军团经长途转战，到达黔东与红二军团会师，探明沿途情况，为中央红军向湘鄂边转移准备了条件。（B）中央苏区的留守部队和红十军团，红二、六军团的军事行动牵制了敌人的兵力，配合了中央红军向湘鄂川黔地区的转移。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中共中央留项英、陈毅领导红二十四师及地方部队坚持中央苏区的游击战争，牵制了敌人的大量兵力，掩护了中央红军的突围。同年11月，红七军团与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后，向皖南进军。红二、六军团自黔东进入湘西后，建立了湘鄂川黔根据地，迫使蒋介石在追堵中央红军的同时，不得不分出兵力来对付这些红军。（C）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的军事出击，配合了中央红军转战川滇黔地区。中共中央决定中央红军自遵义地区渡江北上，创建川西根据地，指示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钳制川湘敌人，配合中央红军行动。随着，红四方面军先后发动了陕南战役和嘉陵江战役，策应中央红军的北上行动。红二、六军团在湘西陈家河、忠堡、板栗园等战斗中，歼灭与牵制了湘鄂两省大量敌人。中央红军在他们的配合下，胜利转战云贵川地区。（D）中央红军在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等策应下，北上川西，抵达陕北。中央红军渡金沙江后北上，准备会合红四方面军。蒋介石令刘文辉、杨森等部在大渡河一带阻止红军会合。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向川西岷江地区挺进，阻击敌人，进占懋功，迎接中央红军。6月，一、四方面军在憋功胜利会师，后因张国煮的分裂活动，中央红军不得不单独北上。这时，红二十五军转战到达西安附近，获悉中央红军北上的消息，决定西进甘肃，牵制敌人，会合陕甘红军，迎接中央北上。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会师后，成立红十五军团，旋即进行崂山、榆林桥战斗，吸引了东北军，策应了中央红军北上。最后，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与红十五军团会合。（E）红四方面军接应红二、六军团北上川康。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退出湘鄂川黔根据地长征。为会合红四方面军，遂渡金沙江北进。为迎接红二、六军团，红四方面军派部由道孚南下阻敌，保证了红二、六军团北上的安全。7月2日，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F）红一方面军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陕甘。7月上旬，红二、四方面军分途北上，中共中央即派聂荣臻率红一方面军南下接应。10月间，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胜利会师，结束了长征。

从上可见，长征期间各路红军的互相配合，协同作战，是完成战略转移任务的一个重要条件。这些协同作战，有些是在中央的直接指挥下进行的，有些是在长征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各路红军领导人为保证完成战略任务而采取的自觉行动。由于各军的协同作战，才迫使敌人顾此失彼，捉襟见肘，无法实现在长征途中对红军各个歼灭的阴谋。这不仅使长征取得了历史性胜利，也为以后红军实行战略协同作战提供了经验。

8、作战计划顾及最困难情况，战略步骤顾及下一阶段。万里长征千回百折，战争形势错综复杂。党和红军领导人既要对当时形势的有利方面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使红军指战员在优势敌人的追堵中保持乐观、镇定、热烈、顽强的战斗精神和争取胜利的信心；同时，又要对战争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特别是出现最困难的情况作充分的估计和准备，使红军在战争中一旦出现最困难情况时不致于手足无措，进退失据，而能从容地按照预定的作战谋略去克服困难，争取向好的方向发展。例如，1935年1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制定的战略计划是：中央红军“在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而以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之交活动，来钳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这是中共中央战略转移的重大决策，同时计划中也指出：“在沿长江为川敌所阻，不得渡江时，我野战军应暂留于川南地域进行战斗，并准备渡过金沙江，从叙州上游渡河。”这是在遇到困难情况不能实现上述战略计划时准备采取的另一行动步骤。后来，果然出现为川敌所阻不能在宜宾、沪州间渡江的困难局面，红军便争取实现渡金沙江北上的方案。再如同年5月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后，为实现北上会合红四方面军的战略计划，毛泽东等决定红军分成左右两路夹河行动，夺取泸定桥。聂荣臻回忆说：“毛泽东同志特别向我们指出，这是一个战略性措施，只有夺取沪定桥，我军大部队才能过大渡河，避免石达开的命运，才能到川西去与四方面军会合。毛泽东同志的意思我知道，万一会合不了，由刘伯承和我带着一师和干部团到川西创造新局面。”这是毛泽东等对战争形势发展可能出现的两种情况的预计，顾及最困难局面出现时红军仍能独立作战，生存自立。这说明毛泽东等领导红军战略转移时，把对战争的主观指导的计划性与客观情况不断变化的矛盾性辩证地统一起来，是解决指挥员的主观认识与客观之间存在矛盾的正确途径，这对指导一般工作亦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毛泽东等在指挥长征红军作战时，不仅考虑到本次战役的胜败，还计算到下一战略阶段的任务。退却时要想到反攻，反攻时要想到进攻，这是战略指导者的责任。“那种走一步看一步的指导方式”，“对于战争也是不利的”。例如，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初到陕北，敌人乘红军立足未稳之际，集中五十七军的四个师和六十七军的一个师，妄图消灭红军和陕甘根据地。红军在毛泽东等指挥下，第一仗在直罗镇全歼敌一○九师，第二仗在张家湾又歼敌一○六师一个团，其余敌人惶恐失色，便纷纷撤退。直罗镇战役，不仅粉碎了敌人企图围歼红军和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而且为党中央在陕甘地区建立全国革命大本营举行了奠基礼，也为以后红军在西北地区的作战和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创造了重要条件。

毛泽东等在长征作战中顾及最困难情况和战略步骤顾及下一阶段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待战争问题采取全面的发展的辩证思维的科学方法，是指导革命战争和革命工作的成功之道。

9、丰富和发展了政治工作的原则和方法。长征中党和红军的政治工作，保证了红军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统一的奋斗目标、良好的内外关系和高昂的战斗意志，从而保证了红军战略任务的完成。而红军政治工作的原则和方法，也在长征实践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这表现在：（A）在反错误倾向斗争中进行艰苦的思想工作，争取团结大多数。遵义会议前，毛泽东等采取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争取、说服、团结了中央政治局和党内的多数，终于纠正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等对张国焘采取了耐心的批评、教育、争取的“韧性战斗”，把张国焘的错误同广大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相区别，争取、团结了广大指战员，克服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保持了革命队伍的团结和统一。（B）关心和妥善安置伤病员。红军长征由于缺乏根据地的依托，安置伤病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红军政治部对伤病员采取了具体、深入的政治工作：凡属轻伤员，动员他们随队跟进；伤势虽重但能行走的干部，则将他们用马匹或担架运走。当环境和条件困难，须把重伤员寄留在当地群众家里时，政治部则对被寄伤病员及群众预先进行思想动员和宣传解释，并给伤病员以休养费及给群众以适当报酬等。由于采取了思想工作和组织措施相结合的正确方法，既保存了一批红军力量，又保证了红军的顺利转移。（C）对少数民族的政治工作。红军长征所经苗、瑶、彝、藏、回等广大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造成了红军经过的困难。为此，红军总政治部根据党的民族政策，对少数民族人民进行了许多艰苦耐心的政治工作。首先对所经地区的少数民族进行了调查研究，学习和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维护少数民族群众的利益，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宗教信仰，保护寺庙、经典，争取少数民族中的上层人士（如总政提出在少数民族地区一般不打土豪，并与他们订立各种政治的军事的联盟），帮助少数民族人民建立政权和武装，争取少数民族群众参加红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等等。由于党和红军采取了一系列正确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从而得到了广大少数民族人民的欢迎和支持，顺利地通过了少数民族地区，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D）积极开展以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内容的政治工作。红军政治机关根据瓦窑堡会议关于建立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大力发展统战工作，包括对国民党军队（包括上层）的统战工作（1936年仅红一军团用黄埔同学等名义给白军长官去信约五百件）。西征军司令兼政委彭德怀在《西征中统战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各级“政治机关应把统一战线工作看作是我们的战斗任务之一，对这方面的领导与督促的加强，应与其他政治工作提到一样高度。”当时党把瓦解白军工作转变为争取白军抗日，在红军中建立“抗日战线小组”，号召国民党与红军停战对外。红军张贴抗日标语，举行抗日演讲，散发抗日传单，与国民党士兵战场联欢等，这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和红军长征的胜利进军。

综观党和毛泽东等领导的红军长征，是一次伟大的战略退却，也是一次伟大的胜利进军。它为革命军队实现在敌人长期包围追堵中的战略大转移，在转移中贯彻以弱胜强的积极防御的作战原则，保持军队强大的政治凝聚力和与人民密切的联系，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它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中国红军战争经历了从井冈山、四次反“围剿”到第五次反“围剿”到长征的胜利——失败——胜利的曲折发展的战争实践，经历了党内两种军事思想的激烈斗争，经历了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肯定——否定——肯定的曲折过程，终于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长征一结束，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纲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便诞生了。不久，又产生了《论持久战》和《战争和战略问题》等光辉著作，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体系终于形成了。从此，中国革命军队有了符合我国国情的克敌制胜的强大思想武器，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而英勇奋斗！

注释：略。

来源：《军事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