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是经验的概括，认识的总结。我们党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前，将近三十年中，主要的实践是战争。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著作是对战争实践经验的认识和总结，是全党智慧的集中，他把这些经验、认识提到了哲学的高度，使它系统化、理论化了。所以，他的军事著作也是哲学著作；他的哲学著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战争经验的哲学化。我们读读《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实践论》、《矛盾论》，便很容易体会到它们之间的关系。

贯串在他的军事思想，同时也是他的哲学思想中的一个突出特点，便是高度地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曾经说过，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都未能正确地理解和把握这个能动性的问题，相反，倒是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当然只是抽象地发展了。

毛泽东同志的战争实践和他的军事学说，在唯物主义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方面所达到的成就，真可说是“史无前例”的，说是“奇迹”也不为过分。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控制的地区——中央苏区不过半个省，而敌人则掌握着全国政权；我们始终处于被四面包围的形势中，兵力不过十万，而敌人则有百万以上。就实力而言，可说“不成比例”。但是在毛泽东同志指挥下，我们却屡次粉碎“围剿”，发展壮大。相反，后来在王明路线统治下，指挥换人，便迭遭失败，几乎不可收拾。

抗日战争开始时，我们的兵力不过三万，在国民党的部队到处溃不成军的情况下，我军挺进敌后，发展壮大。到战争结束时，我们发展为一支近百万人的大军，抗击着侵华日军的半数和绝大部分伪军。

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的四百万大军，在美国的全力支援下，企图“三个月消灭共产党”，我以不足百万的兵力、绝对劣势的装备，在全无外援的情况下，累计歼敌八百万，打败了蒋介石，解放了全中国。

概括地说，在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我们都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毛泽东军事思想可以说就是以弱胜强的军事学说。以弱胜强，就个别的战斗、战役而言，并不罕见；但就整个战争而言，像中国革命战争这样的以弱胜强，在战争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做到以弱胜强，因素是多方面的。就战争的指导方面看，毛泽东同志从实际出发，充分把握主观、客观条件，以我之长击敌之短，表现出高度的能动性，“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他的惊人之处，是他在战略上出敌不意。

“出敌不意”，敌我双方都懂，也都常做。例如夜袭、奇袭、声东击西、埋伏、利用节假日或反常气候攻击敌人等等。但这都属于战斗、战术范围。在战略上，在战争全体上、全过程中要做到出敌不意，效用极大。特别是实力上的弱者，如果没有这一条，胜利是没有希望的。可以说，能否在战略上出敌不意，对于战争的胜败有着决定的意义。

例如抗日战争，我以全军性的无后方进军，“到敌人后方去”，分散到华北、华中广大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象围棋一样，你包围着我，同时我也包围着你，这是出敌不意的。日本战败后，曾出版过从战略指导上检讨日中战争的书，对于我军在那样的困难情况下，究竟为什么能站得住，能打胜仗，始终莫名其妙。

抗日战争开始前，国内主要矛盾转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我军编入“国军”序列，共同抗日。但蒋介石的打算是借刀杀人。毛泽东同志指挥我军，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所谓独立自主即对蒋而言。我和你共同抗日，但我们怎样打法，是独立自主的。我们的具体行动对蒋介石是保密的，有的“先奏后斩”，有的“先斩后奏”，有的“斩而不奏”。这也完全出蒋意料。经过抗日战争，我们不但未被日本人消灭，而且成长为能够同国民党抗衡，同蒋介石争夺全国政权的巨大政治力量。

解放战争是毛泽东同志更为自由地发挥能动性、得心应手取得最后胜利的杰作，内容极为丰富。仅以战略部署和战略决战的部分措施为例，便有很大的说服力。

解放战争开始以前，毛泽东同志预见蒋介石的“国军”首先要“接收”华北，占领平津，因而指挥我军一部由苏北，一部由山东“向北跨一步”，首先集结于北京以东、唐山以西的玉田地区，休整待战；同时指挥刘伯承部队迎敌于陇海路，破坏铁路、公路，沿平汉路与敌“扭打”，送敌到玉田战场。由于后来的邯郸战役，一下子歼灭了孙连仲所属七个师六万人，副长官高树勋起义，四十军军长马法五被俘，蒋介石感到这态势于他非常不利，才改变了主意，由美国军舰运兵，从天津登陆。毛泽东同志也及时改变了部署，集结玉田战场的部队，迅速东进，“抢占东北”。“向北跨一步”、与敌“扭打”，准备在玉田战场会战和“抢占东北”，都是出敌意料的高招。

解放战争末期决战的三大战役，更加能够说明这点。攻下锦州，歼灭了廖耀湘兵团后，我军未事休整，立即由长城外秘密向华北进军，同时连续登报、广播，在沈阳开祝捷大会。等到天津、张家口的敌军发现我军之后，才大吃一惊。而我军进关以后，按照毛泽东同志的部署，对华北之敌“隔而不围”、“围而不攻”，使敌军不能南逃，又使我军由劳转逸，利于决战。在此期间，淮海战场我军也已完成了攻击准备，但毛泽东同志指示：不要立即发起攻击，这样可以吸引更多的敌人来增援，以便将敌军大部主力聚歼于淮海战场。攻击早了，来援的敌人会逃回江南，加强江防，不利于我以后的渡江作战。这些部署，都是战略上出敌不意的范例。

战争是千百万人的行动，需要调动千百万人的积极性，发挥每一个人的能动性，才能将预见变为现实，这里靠的便是一整套军队政治工作的建立。军队政治工作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一整套的军队政治工作，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消除了军阀残余和军阀主义倾向，提高了战士的觉悟，从而充分发挥出每个人的能动性。

我们探讨毛泽东同志的军事、哲学思想，为的是继承他的思想，指导我们以后的行动。

因毛泽东同志晚年有严重失误，就认为他的哲学思想、军事学说也失掉光彩了，这是完全不对的。他晚年的失误，恰恰在于自己违反了自己一贯的哲学路线，唯心主义地发挥了能动性。至于他的军事实践、军事思想，不会因他晚年有失误而降低价值。

说毛泽东同志的军事学说，都是讲常规战争的，核武器时代不适用了，这也是不对的。美国和苏联最早拥有核武器，美国在五十年代有一段时间也曾着重发展核武器，但肯尼迪时期已经认识到不妥当，转而搞“灵活反应”战略，致力于加强常规战争准备；苏联在赫鲁晓夫时期，曾全力发展核武器，说有了核武器，常规武器无用，“军舰不过是一堆废铁”，但过了几年，便被认为是错误的，也转而致力于同时抓常规战争准备。从历史上看，科学技术的成果，总是迅速运用到战争上。杜黑观看了飞机表演，马上提出飞机可以装备部队，并提出了“空军制胜论”，不过十几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飞机已经广泛用于战争，成了常规武器。核武器却有不同的情况，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现在已经四十年，核武器已经更新了几代，美国和苏联都已经储存了很多，但现在还都是当作一种“威慑力量”，在实际的战争中还是依靠常规武器。核武器，我们也不能不搞，但主要的还是要抓常规战争准备。

问题在于如何继承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在这个领域里更不能搞“凡是”。就是说必须要适应新的条件，有所发展。例如，人民战争的思想要继承，但将来的人民战争肯定要和过去的不同，不能一切照搬老一套。再如，积极防御，过去常同“诱敌深入”并提，那一般也是正确的，但现在情况变化了，国家需要一定时间转入战时轨道，因而不能任敌不受阻遏地推进；海岸要点、战场要点、经济中心、军事工业中心也都不能随便放弃。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搞什么马奇诺防线式的阵地坚守，我们还是要积极防御，但它的内容、形式都将和过去大不相同。总之，我们讲的继承，是有改变有发展地继承。

历史上，胜利者往往沉溺于保持过去取得胜利的经验。波兰曾得力于重装骑兵，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他们还想依仗重骑兵抵抗德军的飞机、坦克兵团，结果迅速崩溃；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阵地战的胜利者，因而醉心于阵地坚守。德国在第一次大战中是失败者，所以锐意找出新的军事思想。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开始，德军集中使用坦克兵团，脱离步兵独立执行任务，绕过马奇诺防线，迅速占领了法国西海岸。当时法军的坦克总数超过德军，但因分散配置于马奇诺防线，未能发挥威力便失败了。历史的经验对我们是一种鉴戒，所以我们必须防止照搬，而要锐意研究新的军事思想。

武器装备，决定战术以至战略。有了军舰才有了“海军制胜论”；有了飞机，才有了“空军制胜论”；有了坦克，才有了“坦克制胜论”；有了大量的航空、装甲部队，才有了“闪击战”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很注意研讨新的军事思想。六十年代，他们在强调核武器的同时，实际也抓紧常规战争准备，索科洛夫斯基元帅主编的《军事战略》表明了这一思想；七十年代以来，他们的军事思想主要倾向于“闪击战”，1974年出版的伊万诺夫大将主编的《战争初期》表明了这一倾向。自然，这种战略思想是同苏军的武器装备相适应的。我军的武器装备虽说不上先进，但同过去相比，早已面目全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做到战略上让敌人出乎意料，像毛泽东同志过去做过的那样，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过去在长时期的战争环境中，我们的物质条件极差，形势经常是严峻的，我们通过一系列政治工作，提高武装群众的觉悟，主要依靠理想、信念、纪律，巩固自己的部队，取得战争的胜利。就这一意义而言，我军的政治工作，就是精神文明建设。所以，在目前这个改革的时代，研究毛泽东同志首创的一系列军队政治工作的经验，不仅是继承毛泽东军事思想遗产的一个极重要的方面，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也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来源：《东岳论丛》198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