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正值世界形势渐趋缓和，大战不起小战不断的相对和平时期；是我国推进改革开放，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全力进行现代化建设时期；是我军在改革开放中推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时期。在这伟大的历史转型时期，军队建设的实践，呼唤着新的建军思想理论。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求实精神、丰富经验和远见卓识，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在继承的同时，作了重大的开拓与发展，尤其是为毛泽东军事认识论理论谱写了具有时代气息，反映和平时期建军特色的新篇章。

一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军事认识论思想的基本原则。邓小平在新时期军队建设过程中，多次强调：“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在实践中，他正确地坚持和发展了这一原则。首先表现在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军事思想。

粉碎“四人帮”后，军队建设首要任务是思想上的拔乱反正，关键是解决如何看待毛泽东军事思想问题。由于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文革”期间被林彪、“四人帮”严重歪曲和篡改，军队中有的人对新时期坚持毛泽东军事思想发生怀疑和动摇。有的人认为毛泽东军事思想只适用于“小米加步枪”的战争年代，对于今天高科技的现代化战争，它已经“过时”了，“不灵了”。面对着种种危害我军现代化建设的错误观点和思潮，邓小平及时地予以纠正，运用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毛泽东军事思想作了客观公正的评价。

首先，他明确指出，新时期我军必须坚持毛泽东军事思想，在这一点上不可有任何动摇。他在1978年3月为军事科学院建院20周年题词中写道：“继承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发展我国军事科学。”同年12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又指出：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民、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在邓小平看来，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指导我军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是被长期中国革命的军事实践检验过并已证明了的科学真理。如，在战争观方面，关于战争起源、战争性质、战争目的、战争本质、现代战争根源、无产阶级对于战争的态度等基本观点；在建军思想和建军原则方面，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等观点；在国防建设方面，建设现代化国防、国防现代化要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国防工业要实行军民结合和平战结合、武器装备发展要尖端与常规并举等观点，都表明了毛泽东军事思想这面旗帜不可丢，失去了它，就失去了我军思想建设、组织建设、战斗力建设的灵魂。杨尚昆在纪念毛泽东诞辰90周年也曾撰文强调：“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原则，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原理，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决不能认为现代战争同过去战争不同了，军队武器装备现代化了，就怀疑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价值，就否认毛泽东军事思想对我军现代化建设和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指导作用。”

其次，他提出了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并在坚持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在1980年10月的一次谈话中他说：“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此。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他认为，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军事思想应当做到：必须全面系统地学习毛泽东军事理论，学会毛泽东分析与处理军事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特别注意学习毛泽东指导军事斗争的光辉实践，弄清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原理产生的历史背景；把理论学习与当前我军建设的具体实践活动结合起来；把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原理同毛泽东本人针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说法区别开来；把毛泽东军事思想看成是毛泽东和其他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集体智慧的产物。在坚持的基础上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邓小平的一贯主张。没有坚持，发展失去了依据。同样，没有发展，坚持就会变成因循守旧、固步自封，从而使坚持也失去了意义。邓小平强调，新时期对毛泽东军事思想也不可采取教条主义态度，搞“两个凡是”，照搬照抄。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于研究新情况和新问题。他说，“什么是我国最重要的新情况，重要的新问题呢？当然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已经说过，深入研究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且作出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答案，这将是我们思想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解放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间题。”他认为，新时期军队建设亟待研究的新问题很多，如，新技术革命给军事领域带来了哪些影响？军队编制如何适应新的形势而加以改革？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条件下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军队建设如何强化？新时期军队建设应有哪些规律？后勤现代化怎样加快？如何在服从国家大局的前提下搞好军队现代化建设等等。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正是新时期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所面临的迫切任务。

二

邓小平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进行战略性转变。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历来注重军事指导方针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而变化，这是军事认识的科学方法，也是科学的军事认识论的一条重要原理。处在帝国主义时代开端的列宁，曾提出了“不理解时代，就不能理解当前的战争”的著名命题。他把指导苏联军队作战的基本原则建立在对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客观分析的基础上，从而赢得了指挥战争的主动权。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对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而导致国内政治经济等形势变化的分析，是他制定抗日战争我军作战指导方针的重要依据。邓小平继承了列宁、毛泽东军事认识论的这一科学方法，果敢地制定了新时期我军建设和国防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转变方针。

建国以来，我军建设指导思想经过了几次变化。解放初期，毛泽东提出了“两种可能”的观点：“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战争危险，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很快，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觉悟程度正在提高。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文革”期间，毛泽东又指出：“这个世界上有帝国主义存在。俄国也叫社会帝国主义，这种制度也酝酿着战争。不是你们要打世界战争，我们要打，第三世界要打世界战争，也不是富国人民想要打世界大战，这种东西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所谓“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意指“世界战争不可避免”。因而我军建设的指导思想是：“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方针。进入80年代，世界形势有了很大变化。1985年初，邓小平在接待外宾时指出：“我们多年来一直强调战争的危险。但是，现在我们的观点有点变化。我们感到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同年5、6月间，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对国际形势包括国际战略格局、战争与和平的发展态势，作了准确而又深刻的判断。他说，世界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由于超级大国还在进行军备竞赛，故战争因素并未根除。但是，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将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中国政府始终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全世界维护和平力量进一步发展，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为此，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必须实行战略性转变，即由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到以现代化为中心的相对和平时期的建设轨道上来。这次会议规定了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总方针：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基本原则，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不断发展现代化的因素；实行精兵政策，减少数量，提高质量；把重点放在发展武器装备和提高人的素质上，实行科学编组，使人和武器装备更好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作用；既要使我军成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钢铁长城，又要使我军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重要力量。

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是我军建设和国防建设的一个新的里程碑。正如杨尚昆所说，这一战略性转变，就是要充分利用今后较长时间内大仗打不起来的和平环境，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前提下，抓紧时间，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以现代化为中心的根本建设，提高军政素质，增强我军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的自卫能力。它对于促进我国的经济建设，从根本上增强战争潜力，对于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威望，对于加快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步伐，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邓小平的“转变”决策，体现了军事认识的“实事求是”的原则。首先，它的军事判断离不开对国际形势的客观分析。他认为，战后几十年，两个超级大国大搞核军备竞赛，直到70年代末，双方军事实力大体上处于均衡状态，加上核武器的巨大破坏力，客观上制约了大规模战争的爆发。此外，两个超级大国的侵略扩张到处受挫，各自的全球性战略计划和部署都不可能完成，因此，“全球战略目前是防守的，打世界大战也没有准备好。所以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他还认为，80年代以来，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世界的两大潮流，和平的力量超过了战争力量。和平力量首先是第三世界，其次包括日本、东欧、西欧，再次是美国人民、苏联人民，他们都不愿意打世界战争，主张全球范围内的和平。因此，“全世界的人民要求和平，绝大多数国家要求和平，和平因素在不断增长。所以我们说和平是有希望的。”（《人民日报》1984年11月8日文章）他还特别强调，中国的强大是制止世界大战的重要因素。他说：“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力量，不是破坏力量。中国发展得越有力量，世界和平越靠得住。”当然，对于邓小平的“转变决策”决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由“战”转“和”，以致松懈了自己的战斗意志。为了更好地保卫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在军队建设指导思想战略转变之后，他认为世界上一些热点还没有消除，并号召全体指战员还要加强战备，“务必时刻保持高度警惕”。

其次，他的军事判断建立在对国内形势进行客观分析的基础上。从政治形势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而结束了10年“文革”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局面，军队作为党领导下的国家机器中的一个关键性的组成部分，其工作重点理所当然也要转变。从军队建设的形势看，邓小平注意到十年“文革”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使军队建设出现了与现代战争的要求不相适应的状况，注意到军队素质较差的严峻事实。这主要表现在长期以来，我军随时准备应付全面战争，存在着规模偏大、数量偏多、编制体制不尽合理、武器装备更新缓慢、人员素质较差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与我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担负的任务，与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要求很不适应。因此，在1977年8月军委座谈会上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要承认我们军队打现代化战争的能力不够。要承认我们军队的人数虽然多，但是素质比较差。”“指挥现代化战争，包括我们老同志在内，能力都不够。要承认这个现实。”杨尚昆在邓小平客观、冷静分析的基础上，把目前我军建设的主要矛盾表述为：“现代战争的客观需要同我军现代化水平还比较低的矛盾。”无疑，邓小平的分析抓住了新时期军队建设中最突出的问题。

再次，他实事求是的精神还体现在果敢地展开对军事认识领域“左”的错误思想的批判。实行国防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需要有坚持真理，敢于“求是”的胆略。三中全会以前，我军建设指导思想受到林彪、“四人帮”严重的“左”的干扰和破坏。所谓“灵魂深处暴发革命”，把军事训练与思想觉悟的提高割裂开来，军队搞现代化被扣上了“唯武器论”的大帽子；一大批坚持正确治军原则的老同志屡遭批判等等。粉碎“四人帮”后的头几年，人们的思想仍禁锢在“两个凡是”的精神束缚之中。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叶剑英、陈云、李先念、刘伯承、杨尚昆等提出了反“左”的任务，重点是纠正指导思想上“左”的倾向。邓小平指出，“要实事求是，要很好地总结‘左’的教训”，“对军队‘左’的影响不能忽视”。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是唯物主义。”

三

在我军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另一个突出的贡献，就是坚持军事主体能动性原理，改革军队工作，提出军队建设的“三化”目标。

第一，他把新时期军事主体能动性的发挥理解为军队建设的改革。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尖锐地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这里所说的“现代化事业”，当然包括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早在1975年，邓小平重新走上军队领导岗位时，就大胆地提出军队必须改革的设想。进入新时期后，他又强调：“军队是不是需要搞那么多兵种？可不可以适当改革一下？我认为，把我们地方的领导机关和军队的指挥机关搞得这样庞大，这样臃肿是不行啊！现在到处都可以看到，我们的官僚主义、官僚机构、官僚制度的害处极大，现在的庙很多，每个庙里的菩萨也很多，老同志盖住了，年轻人上不来。所以，我们要改革现行的干部工作制度，建立有利于提拔年轻干部的制度。”“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

在邓小平看来，军队改革势在必行的主要原因在于，林彪、“四人帮”较长期的干扰破坏，以及我们工作中的失误，给军队造成了不少弊端。如军队存在着“肿、散、骄、奢、惰”等问题，其中“肿”尤为突出，表现在“军队的人数增加很多，军费井支占国家预算的比重增大，把很多钱花费在人员的穿衣吃饭上面。更主要的是，军队膨胀起来，不精干，打起仗来就不行”。另外，“各级机关都十分庞大，臃肿的情况很严重”。再如，管理效率低。邓小平指出：“大家对公文旅行、解决问题慢，意见很多”；“军队目前的体制、领导方法、制度，不是那么好的，很繁锁”。在干部工作上，干部提升与干部退役照应不够，致使有的地方人才奇缺，有的则人才流失、积压和严重浪费。在后勤工作上，重复建设，不讲经济效益。在基层连队，军事训练松驰，恶性事故不断发生等等。

军队改革势在必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二战以来，以新技术革命引起的军事改革已成为世界军事领域的一大潮流，中国军队只有跟上潮流，抓住发展的机遇，及时运用新技术革命的成果，改革现有军队的体制、装备，才能获得发展的希望。邓小平指出：“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近30年来，现代科学技术不只是在个别的科学理论上、个别的生产技术上获得发展，也不只是有了一般意义上的进步和改革，而是几乎各门科学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飞跃，……”这种变化和飞跃必然波及到军事领域，并向传统的军事体制、军事观念、战略战术、武器装备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特别是现代生物技术、空间技术、隐形技术、定向能技术、电子技术的发展，使得不少国家的国防和军队建设有了巨大的变化，从而导致军队改革的迫切感。一位英国军事学者指出：“随着社会的变革，军队的各个方面也被迫改革，这不仅是技术性（战术和战场条令）的改革，而且也是训练和专业知识标准的改革，召募军官办法、服役条件以及纪律和福利方式的变革。科学促进了战场的变化，就会导致军队人员结构的变化。”相形之下，我国军队建设由于受国家财力不足，科技发展基础薄弱的影响，在军事实力方面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因此，我国军队必须具有改革的责任感和迫切感。

新时期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军队体制的改革。邓小平指出：“体制问题，实际上同‘消肿’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要‘消肿’，不改体制不行。”军队体制包括四个方面：军队的总体结构、军队的领导、指挥关系、军队各级的职权以及部队的编组。1982年邓小平对军队体制改革提出了四条原则：精兵、合成、平战结合、提高效能。在精兵问题上，邓小平作出了百万大裁军的部署。裁军后，我军与1982年前相比，师团单位减少4054个；军级单位减少31个；大军区减少4个；县市人武部划归地方建制2592个，铁道兵并入铁道部；基建工程兵撤消；炮兵、装甲兵、工程兵司令部分别改为总参谋部下属的业务部门；总部机关人员减少近一半。军队减员“消肿”既大大节省了军费开支，又有利于武器装备的改进；既排除了种种内耗因素，又达到了数量减少、质量提高的效果。在合成问题上，邓小平明确指出：军队要“根据各战区特点，根据军队装备不断改进的情况，搞些合成军、合成师。这样便于平时合成训练，便于指挥员熟悉特种兵的指挥，就能把平时训练和战时使用结合起来，免得临时配属不习惯。”现在我军的陆军已整编成集团军，加大了特种兵比重，提高了合成程度，增强了整体威力和独立作战能力，使我军由过去单一兵种或小规模小范围的协同战的作战能力发展到适应诸军兵种大规模大范围的合同作战能力。在坚持平战结合、提高效能的问题上，邓小平要求军队改革既要考虑有利于军队适应现代化战争的需要，又要考虑平时无战争或没有大的战事的和平时期，过分的军费开支会加重国家经济负担的事实。为此，军队要搞好平战结合：既有精干的常备军，又有强大的后备力量；常备军中既有齐装满员的甲种师，又有齐装满员的乙种师；齐装满员部队中既有装备精良、战斗力强、随时能应战的作战部队，又有装备优良的其他全训部队。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军队改革是一个自我完善的过程，它是在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个根本制度的前提下，自觉地、稳妥地改革军队中的一些不完善方面，而不是搞什么引起军队或社会较大的政治动荡的“大破大立”。它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对自身矛盾进行自我调节，自我完善。他说，“社会主义改革需要认真调查研究，比较各国的经验，集思广益，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和措施。不能认为只要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历史经验证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而不是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不是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办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

邓小平关于军队改革的思想，之所以体现了军事主体的能动性，我们可从上述的表述中至少能领会到三点：其一，改革有助于主体革故鼎新，兴利除弊，为能动性发挥扫除障碍。其二，改革最能体现军事主体强大的实践改造性。它包括实践对自身的改造和再构建，也包括实践对客体的改造和再构建。其三，改革最能反映主体认知具有超前反映能力，没有防患于未然的超前意识，就不能有改造的紧迫感。

第二，他把新时期军事主体素质的优化，视为能动性发挥的首要条件。邓小平认为，军队建设中人的素质的优化是最重要的。没有现代化武器，单有革命化素质，不能具备现代战争能力；同样，没有革命化素质，单有现代化武器，也不可能战胜敌人。他在1977年8月23日军委座谈会上指出：“要承认我们军队打现代化战争的能力不够，要承认我们的军队人数虽然多，但是素质比较差。我们军队的素质在战争年代是很好的，在抗美援朝时也是很好的。老实说，有那样的素质，就是用现有的武器，也可以打仗，也可以学会适应现代化战争的条件，打败强大的帝国主义。现在的问题是，由于遭受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我们军队的素质确实不如以前了。特别是各级干部的指挥、管理能力弱。指挥现代化战争，包括我们老同志在内，能力都不够。要承认这个现实。”如何改变这个现实？邓小平提出了新时期军队建设的“三化”目标：即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三化”规定了新时期军队干部、战士主体素质优化的目标。

革命化反映的是我军的阶级属性和思想政治水平。它是由我军的政治本质和阶级指向所决定的。离开了革命化，我军就会变质。因此，邓小平反复强调，新时期部队政治教育十分重要，要充分发挥政治工作对部队现代化建设的保证和服务作用，干部战士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自觉地提高政治素质和思想水平，树立为人民服务、乐于奉献、艰苦奋斗、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等优良作风和品德。

正规化反映的是军队的组织管理和军制的制度化、规范化、法律化状况。彭德怀说过，“正规化就是要把全军的各方面用正式的规格，即条令和规定彻头彻尾地统一起来，要把条令作为每个军人遵守的法典，以适应统一指挥、协同作战的需要。”这在干部战士身上鲜明地表现为命令意识、纪律观念、军人作风、生活秩序、军营环境意识等等。邓小平十分强调从严治军，尤其注重加强新时期干部的纪律观念。1975年他就指出：“军队的整顿，一个是要提高党性，消除派性；一个是加强纪律性。”1982年他又指出：“军队有军队的特点。我跟理论界同志谈了为什么要强调守纪律。他们赞成提这个要求。没有纪律可不行啦。同心同德，一心一意，没有纪律不行。我们过去革命，就是靠纪律，而且是自觉的纪律。”较强的命令意识、纪律观念是军队正规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既是军人与普通老百姓相区别之处，又是部队战斗力凝聚的保证。只有军令严明、军法周详，才能使得官兵在作战时奋力向前。

现代化反映的是我军的综合作战能力和军事实力水平。中央军委明确指出，现代化是我军“三化”建设的中心。徐向前认为，“实现国防现代化，必将促使我军建设发生一场深刻的革命。我们的国防现代化，不仅要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而且要有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熟练掌握现代化武器装备和作战方法的人，特别是干部。”由此可知，军队现代化建设的两大核心领域是，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和军人素质的现代化。后者更为重要。在邓小平看来，新时期军人素质现代化来自严格的教育训练。他认为，“在没有战争的条件下，要把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我们的军队过去是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中锻炼成长的，那时提升千部主要靠战场上考验。现在打仗，你根据什么来考验干部，用什么来提高干部，提高军队的素质，提高军队的战斗力？还不是要从教育训练着手？要把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的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这个方针具体化。”邓小平感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搞的“突出政治”，突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宣扬“精神万能论”等思想，严重地削弱破坏了军事教育训练，影响了干部战士军事素质的提高，一定要从难、从严、从实战需要出发来进行训练。另外，他还大力提倡全军干部都要自觉地学习现代化战争知识，更新知识结构，提高科学文化素养。他说：“要努力学习现代化战争知识和其他许多必要的政治文化科技知识。”不但高级干部要学，连排千部也要学，都要懂得现代化战争。”知识之所以是力量，是因为现代化知识能使得军队日益成为文化发达、知识密集型的集团，在未来战争中，只有那些熟悉军事技术、战术，通晓战略，具备军事理论知识，军兵种知识和外军知识，又掌握较多的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知识的战斗集团，才会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立于不败之地。因为各种知识能够帮助指挥员、战斗员及时、准确地搜集、处理各种军事信息，并对此作出科学地演绎、推理、分析、综合以及直觉与灵感的判断。

应当指出，邓小平始终坚持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一体化发展的原则。在他看来，现代化是中心，这是现代战争的客观要求，符合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普遍规律，也是由现阶段我军工作的主要矛盾所决定的。没有现代化，革命化、正规化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但是，单有现代化，没有革命化、正规化也不行。因为革命化为现代化建设提供灵魂和方向，确保我军的政治立场和阶级属性；正规化为现代化建设提供良好的军事秩序、军事素质和必备的军营环境。总之，新时期军事主体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主体素质的优化，它需要每个军人在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的三位一体中协调发展。

注释：略。

来源：《江淮论坛》199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