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观《论语》可知，孔子的哲学思想不仅能够启发人们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而且能够指导人类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良性关联。面对令人担忧的环境问题，葛荣晋、史怀哲等国内外知名学者较早就开始研究孔子的生态哲学思想，目前已经取得较多成果。为了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孔子生态哲学思想研究须以现有成果为基点，参照材料扩大到《孔子家语》、《孔丛子》、《孔子诗论》等相关典籍；孔子生态哲学思想研究的思路可采用“生态德性论→道德共同体论→生态范畴论→生态功夫论→生态境界论”的系统思想。这种新的思路与方法，有助于人们全面地了解孔子生态哲学思想，也为“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提供了思想资源。

关键词：孔子；生态哲学；生态文明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发展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但是，我们的生态环境所遭到的破坏，也是令人心痛的。因此，十七大报告提出要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十八大报告更是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战略布局。在这样的背景下，笔者全面分析了孔子生态哲学思想的研究现状，进而提出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希望能够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提供参考。

一、孔子生态哲学思想研究现状

（一）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术界对于孔子生态哲学思想的研究，从起始时间来看，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从研究思路来看，呈现出逐步拓宽和加深的趋势。具体而言，钱穆、葛荣晋等学者，首先研究了孔子“则天”思想中所具有的生态意蕴；余谋昌、蒙培元、乔清举等著名学者，则是从生态伦理学和生态哲学的维度来研究孔子的思想。总体而言，国内学者对于孔子生态哲学思想的研究是不断进步和提高的，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首先，以钱穆、季羡林、李慎之、金景芳、葛荣晋等为代表的学者，较早地看到了孔子“则天”思想中的生态意蕴。钱穆先生认为，孔子思想中内在地包涵着“天人合一”的思想。这种思想深入到了中国文化的基因之中，使得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注重人与自然的融洽相处[1]。故此，“天人合一”思想是“整个中国文化思想之归宿处”[1](p96)。季羡林先生指出：“人”就是我们芸芸众生的人，而“天”就是指“大自然”。他还认为，在孔子那里，“天”不仅是指“人格之天”，也指“自然之天。”[2]李慎之先生也认为，“天”在中国文化中曾是主宰一切的人格神，但是，从孔子开始，先贤们就越来越倾向于从自然的角度理解“天”的含义[3]。

金景芳先生认为：“天和人的关系实际上是自然和人的关系。”[4]他总结了天人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发展的四个阶段，认为《周易》古经所蕴含的“天人合一”思想是最为深刻和全面的。“天人合一”思想对孔子产生了巨大影响，孔子终生倡导并且实践着“天人合一”思想。葛荣晋认为，孔子提出的“天人合德”思想是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重要形式，它体现了儒家对于人和自然都具有的固有价值的肯定。他还指出，孔子在捕鱼和捕鸟方面的仁爱主张[5]，表现了他对于自然资源的珍惜和爱护，是一种生态道德主义的行为[6]。

其次，余谋昌先生以生态伦理学的相关理论来研究孔子的哲学思想。他认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所倡导的“天人合一”思想、“中庸”思想、“和”的思想，都与现代环境伦理学的内涵相契合。此外，他还指出，孔子是以道德的态度关怀自然界的动物和植物的[7]。

再次，蒙培元先生也重点研究了孔子的生态哲学思想。蒙先生认为，在孔子那里，“天”是既具有生命意义又具有伦理价值意义的自然界。从孔子的思想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孔子对于自然界的深深崇敬之情[8]。蒙先生指出，孔子提出的“仁”的观念，不仅肯定了人的意义，也包含了自然界生命意义实现的内涵。蒙先生认为，虽然孔子并没有像西方哲学家那样提出“生态哲学”的概念，但是，孔子的思想中具有丰富的生态哲学思想，因此，孔子就是儒家生态哲学思想的首倡者[9]。此外，任俊华先生也认为，孔子是儒家学者中最早阐述了生态伦理思想的人。孔子所具有的敬畏天地自然的态度，以及节约物质资源的行为，都是指导我们今天进行环境保护的重要的精神资源[10]。

最后，乔清举先生又从更为深入的角度探究了孔子的生态哲学思想，将国内学术界对于孔子生态哲学思想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围绕着“儒家生态思想”这一主题，乔先生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并且出版了相关的研究专著。乔先生指出，“生态良知论和生态境界论”是儒家生态文化中的重要思想内容，而生态良知是与孔子的“仁”的思想紧密相关的，“儒家的生态良知开始于孔子的‘仁’。仁是爱，爱他人，爱自然。”[11]此外，乔先生还结合生态哲学的“道德共同体”理论，系统地分析了“仁”这一概念在儒家哲学史上的演变过程及其生态意义，进而指出，“仁”这个概念是儒家生态哲学思想中的“道德共同体”论的核心范畴。乔先生认为，孔子所讲的仁爱是博大宽广的。孔子用怜悯的态度对待动物，以“移情”的态度对待植物——“移情，即把人的德性和植物相类比”[12]。在《论语》中，孔子关于“松柏后凋”的论述，就体现了孔子用松柏这种植物来类比人所具有的刚直坚毅的德性[12](p71)。在《儒家生态思想通论》一书中，乔先生还系统地分析了孔子的动物观、植物观，以及祭祀的思想中所体现的生态意义。相比于前人的研究而言，《儒家生态思想通论》一书在史料范围和研究方法上都有所突破，加强了与国内外生态哲学研究的互动，提出了一个较为系统地研究儒家生态哲学思想的框架体系。

（二）国外研究现状

与国内研究状况相比，国外（主要是欧、美、华裔）学者对于中国哲学中的生态思想的研究更早。由于欧美发达国家较早地进入了现代化的进程，因此，他们也更早地遭遇了环境危机，从而率先对现代文明所带来的环境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这一反思过程中，国外学者认识到，必须从人类优秀的文化中汲取智慧资源，以应对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由于儒家哲学中蕴含了丰富的生态思想，因此，国外学者纷纷著文来研究儒家生态哲学，藉以发掘其中的生态智慧，从而为解决环境问题提供指导。

在海外华裔学者中，杜维明先生是一位较早研究儒家生态哲学的学者。通过研究儒家哲学中的自然观的内容，他提出了“存有的连续性”[13]的概念。他认为，中国人思维观念里的宇宙所标示的是一系列的创造性活动的展开过程，是一个具有自发性的、能够自我生成的过程，因此，中国人没有形成西方人那般的有神论的宇宙观。此外，杜维明先生还提出了“超越启蒙心态”的问题，倡导人们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5](p155)的金则代替自私自利的原则[14]。而且，杜维明也肯定了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所具有的生态意义[14](p25)。成中英先生也看到了儒家思想中内在的包含的生态资源意识。他认为，儒学是一种具有包容意义的人本主义。在儒家哲学中，人的目的在于“完成自然”，而不是“征服自然”；在于“参与自然”，而不是“掠夺自然”。此外，成中英先生还指出，《论语》对于儒学的本体论建构具有重要意义，《论语》中的话语能够赋予儒者们以精神活力[15]。

在西方生态哲学的代表人物中，史怀哲先生较早地看到了孔子思想中的生态内涵。他指出：“孔子的关怀还涉及到动物。《论语》中说：‘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5](p96)他不用网捕鱼，因为他索取的不会超过他所需要的；他也不会射杀还在窝里的小鸟，因为这些都是自然而然不应该做的事。”[16]1989年，夏威夷大学的安乐哲与克里克特教授出版了《亚洲思想传统中的自然：环境哲学论文集》一书，这是西方生态学者从东方文化中寻求解决环境危机的价值资源的早期成果。在这本书中，安乐哲与克里克特先生认为，当下，人类所面临的资源枯竭、生态破坏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西方，因此，要引入东方的宗教和哲学方面的思想，从而为当下的环境反思提供可用的观念资源[17]。

哈佛大学于1998年出版的《儒学与生态》论文集，是他们多次召开“世界宗教与生态”研究会之后的成果，其中收录了诸多西方学者对于儒家生态思想的研究成果。塔克与白诗朗指出，这部论文集收录的论文能够鲜明地体现出儒家传统哲学的思路，它们旨在提出解决亚洲地区的环境危机的有效方案[18]。在此，将对论文集中具有代表性的学者的观点进行概述。罗泰勒先生通过引入自己与杜维明、田冈武彦等学者关于儒家生态哲学的讨论，进而指出，儒学对于现代环境哲学的建构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并且认为儒家思想中的“仁”的观念就是一种生态学的观念[19]。艾文何又结合当代环境哲学的理论来研究早期儒家思想，并指出：《论语》和《孟子》中的相关主题和思想，不仅对后世儒家关于自然环境的看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有助于当下的环境伦理思想的建构[20]。通过引述《论语》中的相关记载，艾文何认为，孔子是把自然作为伦理价值的范型来对待的。塔克也发现了儒家思想中所具有的丰富的生态思想内容，他重点探讨了儒家哲学中关于“气”的思想，认为儒家的“气学”思想可以为生态哲学做出巨大的贡献[21]。此外，美国学者布拉克雷分析了《论语》中的三元结构的动物价值问题，并认为孔子是从三个价值等级来对待动物的，即“（1）自身作为生物，（2）为了他物，（3）作为运行着的道的整体的一部分”，这三个价值等级可以构成一个价值矩阵，它表现了孔子对于天道的尊重[22]。

综上所述，经过钱穆、季羡林、蒙培元、乔清举等学者的努力，国内学界对于孔子生态哲学思想的研究得到不断深化和发展；而国外学者则看到了孔子的仁爱思想中所具有的生态意蕴，并且在《论语》中发现了孔子对于植物和动物本身所具有的价值的尊重。可见，国内外学者对孔子的生态哲学思想都有所研究，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坦言之，以上研究成果都是诸位前辈用多年辛劳换来的，因此，在后续的研究之中，现有的研究成果都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总结的。

二、孔子生态哲学思想研究新思路

在全球性生态危机日益加剧的今天，从生态维度入手，全面地研究孔子的哲学思想，能够为人们解决环境问题提供观念资源，同时，也能指导人类进行生存方式的生态转向。这种全面的研究将从研究框架和研究材料两方面展开。

就研究框架而言，经过导师乔清举教授的指导，笔者主张采用整体性的分析框架，以“生态德性论→道德共同体论→生态范畴论→生态功夫论→生态境界论”①的核心思路，全面地展现孔子的生态哲学思想；就研究材料而言，除了《论语》一书之外，还应当引入《孔子家语》、《孔丛子》、《孔子诗论》、马王堆帛书《周易》等研究文献，以期全面把握孔子的生态哲学思想。

所谓“生态德性论”，是指通过分析孔子哲学中的“仁”的概念，进而表明：只有那些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的人，才能够意识到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才能够将自己对于自然母亲的感恩之情转化为保护自然环境的生态实践。所谓“道德共同体论”，是指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道德共同体”论，研究孔子对于动植物的仁爱态度。所谓“生态范畴论”，是指结合“时”、“俭”、“礼”、“和”等概念，进一步分析孔子生态哲学思想的范畴体系。所谓“生态功夫论”，是指人类只有不断地做“克己复礼”的功夫，不断地反思自己的身心状态，提高自己的仁德修养，才能够做到真正尊重自然界，才能够自觉地爱护和珍惜自然界中的资源，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所谓“生态境界论”，是指具有仁德的人应该将自身的情感融入到大自然之中，去体会人与自然合为一体的乐趣，最后达到“天人合一”的生态境界。

从研究材料的角度而言，《论语》是孔子生态哲学思想研究过程中最重要的参考文献。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孔子家语》、《孔丛子》、《孔子诗论》等文献的参考价值。《孔子家语》一直被学者们看成伪书，忽略了其学术价值。直到20世纪70年代，一大批竹简和帛书文献出土，才使得学者们重新考虑《孔子家语》的学术价值。通过细心地研究与考证，杨朝明等学者充分肯定了《孔子家语》对于孔子思想研究的重要意义[23]。《孔丛子》共有三卷，是一部主要记载孔子及其后人言行的著作。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相关简帛文献的出土以及整理，黄怀信、李学勤、李存山等学者，开始反思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孔丛子》是伪书”之说，并且进行了相关研究，最后都认为，《孔丛子》是孔氏家学的产物[24]。笔者认为，与《孔子家语》一样，《孔丛子》也非一时一人所作，应当是孔子后人不断编纂与整理而成。书中包括孔鲋所撰写的内容，也含有孔鲋后人所增加的内容，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孔子及其后人的思想。《孔子诗论》是1994年所发现的战国楚竹书中的一部分内容，是孔子与弟子讨论《诗经》的重要记录。马王堆帛书《周易》，是1973年所出土的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中的一部分内容，其中包含了孔子与弟子讨论《周易》之卦、爻辞的记录。由此可知，这些相关典籍文献应当成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孔子生态哲学思想的重要参照。

综上所述，运用新的研究框架和史料，进一步深入研究孔子哲学中的生态思想内容，是促进传统文化现代化传承的重要途径。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制度文明获得良好发展的今天，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也亟需进步和发展。只有不断从孔子等古圣先贤的思想中寻求智慧资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才不会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才能够构建起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

注释：

①多年以来，硕士生导师乔清举教授致力于儒家生态哲学研究，提出了以“生态德性论→道德共同体论→生态范畴论→生态功夫论→生态境界论”为中心架构的儒家生态哲学研究体系。笔者在征得导师同意之后，直接将上述研究体系运用到了自己的论文写作之中。毋庸置疑，这一框架体系中凝结了导师多年研究的辛劳。因此，学生真诚地感恩导师的辛勤教导。

参考文献：略。

（倪富静，中共中央党校在读博士）

来源：《渤海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