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中国人民军队的缔造者,在长期革命战争的实践中,他创立了中国革命的军事理论即毛泽东军事学说。刘伯承同志说,毛泽东军事学说是以人民的弱小武装,战胜现代装备之强大敌人的军事学说。它是毛泽东思想整个科学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毛泽东思想中最灿烂、最神妙的一部分。它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完整的军事科学体系,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理论。
今天,我们就毛泽东军事学说形成的原因进行探讨,对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人民军队的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毛泽东之所以能形成一套完整的军事理论,并以此对马列主义作出极为杰出的贡献,是有着其社会根源和理论渊源的,更是与他的革命实践密不可分的,其中包含着主客观方面的诸多因素。
从客观方面来看,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九十,他们长期在封建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下,过着极端贫穷困苦的生活。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质是农民战争。这个特点便决定了中国革命军队必定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人民军队,中国革命战争必定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战争,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必定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以人民军队为骨干,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建立农村根据地,进行人民战争。也正由于中国革命军队的主要成分是农民,封建社会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造成了农民的小生产意识,因而决定了在革命战争中,党必须对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农民的小生产意识;决定了作为人民军队主要缔造者的毛泽东必然要系统地解决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正是为了解决这一系列问题,毛泽东系统地提出建设人民军队的思想。
第二,中国是一个有着农民战争悠久历史的国家。在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农民为了反抗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暴发了连绵不断、大大小小数以千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中国共产党要赢得领导农民武装斗争的胜利,必须总结历代农民战争的经验,批判地继承历代农民战争的传统,这就决定了毛泽东必然潜心于研究和总结中国历代农民战争的历史经验。正是历史上的战争经验,为毛泽东军事学说创立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材料。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斗争过程中创造和积累了无产阶级领导武装斗争的丰富多采的新鲜经验,这为毛泽东军事学说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直接的思想材料。如果没有建立和发展人民军队、进行人民战争的经验,没有长期进行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没有我军从长期的战略防御发展到解放战争时期的战略进攻的独特经验,便不可能产生毛泽东军事学说。
第三,我党一大批卓越的军事家创造的丰富的军事理论,为毛泽东军事学说提供了大量的现实素材,这也是毛泽东军事学说形成的重要原因。毛泽东军事学说作为中国长期革命战争中一系列独创性军事经验的理论概括,不只是毛泽东同志个人智慧的产物,也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集体创造的。例如,朱德同志一九二五年在苏联学习军事时,教官问他回去怎么打?他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到了井冈山斗争时,实践了这个打法。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就把它作为运动战的原则进行了肯定。周恩来一九二五年六月在《军队的政治工作》一文中说:革命军队是“一种工具”,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这样的军队要为受压迫的人民冲锋陷阵。这与毛泽东后来为人民军队所规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党指挥枪的原则异曲同工。方志敏在创建赣东北根据地时提出的“出敌不意,攻敌不备;声东击西,避实就虚”,也为毛泽东关于以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的战略战术思想充实了内容。
第四,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逐步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者所掌握和运用,这是毛泽东军事学说形成的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客观原因。毛泽东军事学说,作为马列主义军事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必然离不开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如果没有马列主义的指导,就不可能有毛泽东军事学说的创立和发展,更谈不上对马列主义军事理论作出杰出的贡献。毛泽东曾经说过,马列主义是主干,我们是枝叶。这是不言而喻、无需赘言的。
从主观方面来看,毛泽东军事演说形成的主要因素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亲自参加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并长期担任我军统帅,是毛泽东发展马列主义军事理论并把它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的直接原因。马克思主义认为,认识来源于实践,实践出真知,实践长才干,在战争中学会战争,这是一条客观真理。毛泽东从年轻时就开始投身于革命,并逐步走上领导革命战争的道路。他参加并领导了长达几十年的革命武装斗争,先后经历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四个时期,既领导了秋收起义,创立了工农红军,又领导开辟革命根据地,巩固了红色政权;既领导粉碎了敌人的多次反革命“围剿”,发展了革命武装力量,又领导二万五千里长征,打开了革命的新局面;既领导持续八年的抗日战争,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又领导规模浩大的解放战争,消灭了蒋介石八百万大军。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经历的范围之广、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是我国史无前例的,也是世界罕见的。正是这种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使毛泽东积累的特别丰富的革命战争经验和异常渊博的军事理论知识。如果没有几十年的革命战争经历,没有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毛泽东就不可能站在时代的前列,敏锐地审时度势,掌握革命战争的规律和特点,也就不可能形成毛泽东军事学说。
第二,博览群书,批判地继承中华民族历代军事思想的优秀遗产,是毛泽东军事学说形成的又一原因。前文说到,中国是一个有着农民战争悠久历史的国家。在许多古籍中,记载了大量的著名战例和正确的作战原则,以及可供后人借鉴其他作战经验和军事理论。因此,总结历代农民战争的经验,继承历代农民战争的优良传统,就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武装斗争的主要任务之一。在这方面,毛泽东作出了十分突出的贡献。他运用马列主义观点对这份遗产作了大量的研究,并对它加以改造,用作阐明马列主义军事原理的思想材料,赋予马列主义军事原理以中国特色。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对古代著名战例的研究。毛泽东同志从对古代中国一些著名战例的研究中探索出以弱胜强的规律,说明只要战略战术正确,弱军定能战胜强军。例如,从对齐鲁长勺之战、晋楚城濮之战和吴蜀彝陵之战的研究中,总结出先让一步,保存自己,敌疲我打,后发制人的思想;从对楚汉成皋之战的研究中总结出先打弱军、各个击破的思想;从对吴魏赤壁之战和新汉昆阳之战的研究中,总结出瓦解敌人军心,利用敌人矛盾,以己之长、攻彼之短的思想;从对韩信破赵之战和秦晋淝水之战的研究中,总结出造成敌人错觉,给敌人以不意的打击的思想。这些思想后来都由毛泽东同志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加以改造,熔进毛泽东军事学说的宝库。
二是对古代军事理论的研究。毛泽东曾多次阐发孙子等古代军事家提出的一些正确的作战原则,加以改造和发展,使之成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的组成部分。例如,他以孙子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思想为指导,非常重视在战争中对敌人各种情况的侦察工作和敌我力量对比的研究工作,根据战争史客观规律,制定正确的作战方针,并把侦察研究工作提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来加以总结和概括;他对吴起兵法中的“一可击十”和项羽“以一当十”的思想,加以肯定和发展,明确提出了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伟大战略战术指导思想。
三是对农民战争的研究。毛泽东通过对古代农民战争历史作用的研究,借鉴历史经验,提出以无产阶级的新式农民战争来解决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武装夺取政权的问题;通过对历代农民战争失败教训的总结,对黄巢、李自成等流寇主义的批判,深刻地阐明了建立和巩固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意义,强调必须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与农村根据地三者结合起来,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大大地丰富和拓展了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军事理论。
第三,毛泽东能够坚持调查研究,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进行大量的科学分析与理论研究工作,使我党在马列主义军事原理和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方面,取得了更加显著的科学成果,从而使中国革命的军事理论,有了更系统更完备的科学形态。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军事著作中,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把古今中外各类战争的经验和军事理论的精华熔于一炉,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概括了关于人民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理论,从而对马列主义军事理论作出了极为杰出的贡献。
第四,对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进行抵制和斗争,也是毛泽东军事理论形成并具有中国特色一个不可忽视的主观原因。共产国际中期,教条主义盛行,一些人把苏联经验神圣化。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就是一个典型的教条主义者,王明、李立三则是我们党内教条主义的代表。在军事上,他们都强调红军的“正规化”和“集中化”。对这种不适合中国国情的错误指导,毛泽东同志理所当然地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勇敢的斗争:一是坚决按照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来独立地观察和解决问题,对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错误指导不予理睬;二是公开提出与教条主义根本对立的思想原则,响亮地提出了“反对本本主义”的口号和“中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的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名言;三是在遭到打击的时候,仍冒着极大危险,坚持原则立场,在各种不同情况下直接同共产国际代表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深刻地批判了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例如,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军事上的三个主义——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的做法是错误的,李德只会纸上谈兵。正是由于有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对李德错误军事路线的批判、抵制和斗争,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坚持正确的军事路线,红军才没有断送在一伙教条主义者手中,毛泽东军事学说才得以坚持和发展。
来源:《湖湘论坛》199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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