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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0 次 更新时间: 2017-11-10 10:55:54      添加到我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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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诚 金国生等: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内涵和特征
·刘诚 金国生 等
标签: 毛泽东军事思想

    摘要: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中国化的过程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本文从武装斗争、革命道路、人民军队、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等五个方面,探讨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也是一位伟大的军事理论家。在长期革命生涯中,他积累了丰富的军事实践经验;另一方面,他又有选择地汲取和改造了古今中外一些军事家的有益的间接经验,特别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具有极为丰富内容的毛泽东军事思想。
    
    一、坚持武装斗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同时也是无产阶级军事理论的奠基人,他们一直非常重视武装斗争的作用。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他们公开宣布,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后来他们亲自参加了1848年欧洲革命,在对欧洲发生的一些战争的总结、研究和评论的基础上,对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认为“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列宁指出.“新政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同旧政权并存、同旧政权对立、同旧政权斗争的条件下产生出来、成长起来的。不用暴力来对付拥有政权工具和政权机关的暴力者,就不能使人民摆脱暴力者的蹂躏”。列宁领导俄国人民经过武装斗争,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普遍原则,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深刻地阐明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进行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1926年5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时指出:“搞革命就要刀对刀,枪对枪,要推翻地主武装团防局,必须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刀把子不掌在自己人手里,就会出乱子”。1927年3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明确提出要“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在1927年7月举行的中央常委会上,毛泽东指出,一定要“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1927年8月召开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指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样,就为我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各国的国情不同,革命道路的选择也不尽相同。“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一定要历史地来考察斗争形式的问题。脱离历史的具体环境来谈这个问题,就是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常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欧洲共产主义的胜利,唯有在欧洲各国同时取得。列宁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革命道路的理论,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俄国首先取得胜利,此后,列宁领导俄国人民,走出了一条以城市为中心,先占领城市,最后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道路。
    毛泽东辩证地继承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道路的理论,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本国情出发寻找适合自身特点的革命道路。毛泽东指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依据。针对上个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的经验神圣化”的错误思想倾向,毛泽东写了《反对教条主义》一文,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革命的实践证明了“城市中心论”在中国行不通。毛泽东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实际出发,在最广大的农村进行武装斗争,开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从而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最后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道路,为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
    
    三、人民军队建设——把农民为主体的军队建成新型的人民军队
    
    为适应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战争的需要,毛泽东一直高度重视并在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努力创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他强调指出,新型的人民军队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必须服从于无产阶级的思想指导,必须执行严格的纪律,必须成为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新型的人民军队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列宁指出:“无产阶级钢铁般的领导是拯救农民摆脱剥削和暴力的唯一手段”。在军队建设中,他强调指出,部队中“必须设政治委员,由可靠的、具有忘我精神的共产党员担任,并在每一个部队中成立共产党支部,以建立内部思想的联系和自觉的纪律”。毛泽东非常重视党对军队的领导,三湾改编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党的支部建在连上”,“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在军队和党的关系上,古田会议决议指出,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全心全意为着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而奋斗,在任何时候,我们的原则只能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这就为新型人民军队的创建提供了组织保证。
    新型人民军队必须以无产阶级思想为指导。列宁指出,部队要“不断地始终不渝地宣传唯一彻底的、唯一的真正无产阶级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冒险主义、左倾机会主义、改良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错误的思想倾向。中国共产党一直重视党的思想建设,并把从思想上建党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古田会议决议提出,要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必须坚决反对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等错误思想,努力把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把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就为新型人民军队的创建提供了思想保证。
    新型的人民军队必须执行严格的纪律。列宁认为:“军队必须要有严格的纪律的”,这样,“才能建立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他强调在“同敌人作斗争时,必须有最高度的军事纪律和军事警惕性”。“兵之胜在于篡卒,其勇在于制”,深谙古代兵法的毛泽东高度重视军队的纪律建设,他指出,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没有纪律,就无法率领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1927年,毛泽东动员部队上井冈山时,宣布了“三大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1928年,毛泽东对部队提出了“六项注意”:上门板;捆禾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1929年,针对部队在群众纪律方面出现的问题,又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从而发展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94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并要求“以命令施行之”。严明的纪律是人民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它为人民军队最终战胜国民党军队,也为新型人民军队的创建提供了纪律保证。
    新型的人民军队必须坚决完成革命的任务。列宁指出,革命军的任务主要是:“(1)开展独立的军事行动。(2)领导群众”。毛泽东强调指出:“红军绝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责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也就是说,红军必须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三位一体的任务,它既是战斗队、生产队,又是工作队。
    
    四、真正的人民战争——兵民是胜利之本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决定力量,为了保卫社稷和国家的革命战争都是人民战争。列宁指出:“只有群众才能创造真正的政治”,“我国革命之所以是伟大的俄国革命,正是因为它发动了极广大的人民群众投身于历史的创造”。针对俄国革命斗争的现状,他指出:“为了取得胜利,必须取得群众的支持”,因为“俄国革命只有在它成为全民革命的时候才能取得胜利”。
    毛泽东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总结中国人民进行人民战争的实践,提出了“人民战争”的思想,指出“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是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钢铁长城,“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一定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因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在七大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他进一步强调:“只有这种人民战争,才能战胜民族敌人。国民党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他拼命地反对人民战争”。这些论述深刻揭示了革命战争的力量之源。
    在军事斗争的力量组织方面,毛泽东提出,人民战争不仅要以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为骨干,而且强调建立野战军、地方部队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包括武装群众与非武装群众相结合,正规军和游击队、民兵相结合,主力兵团与地方兵团相结合,根据地的对敌斗争与敌占区人民的反抗斗争相结合等,开展以军事斗争为主,并和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斗争形式紧密配合的全民战争。这些思想都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民战争思想。
    
    五、灵活的战略战术——以弱胜强的经验总结
    
    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毛泽东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继承并充分发展了马列主义军事战略战术思想:
    1、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军事史上,毛泽东首次把游击战争由战术要求提到战略高度。早在井冈山斗争时,为适应当时情况,产生了带有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那就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1938年5月,毛泽东写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确定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六个具体的战略问题:“(一)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二)和正规战争相结合;(三)建立根据地;(四)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五)向运动战发展;(六)正确的指挥关系。在《论持久战》一书中,他更进一步强调:“游击战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仅仅次于运动战”,“游击战的战略作用就有两个方面:一是辅助正规战,一是把自己也变为正规战”。从上面可以看出,毛泽东把游击战由战术要求提升到了战略高度,从而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
    2、战略进攻与战略防御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进攻和防御相互依存和渗透的观点,系统提出并发挥了积极防御的思想,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人民军队战略战术三大通则——“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马克思恩格斯着重强调了进攻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防御的重要作用,他们指出:“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采取进攻。防御是任何武装起义的死路,它将使起义在和敌人较量以前就遭到毁灭”。列宁辩证地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当然不会说,在国内战争中进攻总是有利的;不,有时候防御的策略暂时也是必要的”,如果“只学会了进攻而没有学会在某种困难条件下为了适应这种条件必须实行退却,是不会取得战争胜利的”。毛泽东灵活应用并深入阐明了两者间的关系。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毛泽东早期较多地强调了战略防御的重要性。他指出:“战略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战略防御时,反对单纯防御,执行积极防御”,所谓积极防御,“主要就是指的这种带决战性的战略的反攻”,在战争中,“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等战术的实施就是积极防御的具体体现。毛泽东把列宁提出的战争中实行必要的退却,从具体的战术要求上升到了战略的高度,他指出:“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于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毛泽东进一步强调要正确处理好二者间的关系:“在军事上说来,我们的战争是防御和进攻的交替的应用。对于我们,说进攻是在防御之后,或说进攻是在防御之前都是可以的”,“这两个阶段中,防御的阶段比进攻的阶段更为复杂,更为重要”。但是,防御和进攻的转换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这个条件不仅仅是军力的对比,还包括把握战争的性质、人心的向背和军队的士气等综合因素。毛泽东是把握条件转化的战略大家,1947年6月,在我军战略防御阶段尚未完全结束时,他果断决定转入战略进攻,以刘邓大军过黄河为标志揭开了这一序幕;1948年9月,当敌军数量依然超过我军时,毛泽东果断决定与之展开战略决战,从而把握了战争的主动权,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3、兵力集中与分散的关系问题。毛泽东不仅指出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一原则的极端重要性,更重要的是,他能根据客观革命形势的变化,辩证地处理好兵力集中与分散二者的关系问题。马克思在总结欧洲各国革命战争实践的基础上指出:“战略的奥妙就在于集中兵力”。劣势的军队要战胜优势的军队,集中兵力尤为重要。如果忽视了这个“一般的作战原则”,不设法集中自己分散的队伍,那么只能使敌人毫不费劲地把自己消灭掉。毛泽东非常重视集中兵力并能妥善处理兵力集中与分散二者间的关系。周恩来指出:“分兵与集中只是某一时期中工作方式的利便问题,绝不能把红军四军分成几路各不相属的部队,这样就是分散而不是分兵”。毛泽东提出了“红军以集中为原则,赤卫队以分散为原则”。并强调,最忌把军队分得四散,“分兵几乎没有一次不失败”,集中兵力则往往胜利。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毛泽东更加明确地指出,与敌人作战时,宜集中兵力,期于一举歼灭之,“与其击溃敌许多团不如干净消灭敌一个团”。全面抗战爆发后,根据敌强我弱的态势,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等,指出:关于红军的作战原则,“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解放战争时期,随着游击战转变为运动战,毛泽东突出强调了集中兵力的重要性,“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不但必须应用于战役的部署方面,而且必须应用于战术的部署方面”。它必须“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
    立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实际,敌后军民在反“扫荡”的斗争实践中还创造了很多极为有效的歼敌方法,发展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在华中的水网地带,军民利用河湖港汊广泛开展水上游击战;在华北的平原和山区广大军民创造了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战法;有些地区还把发展地道同改造地形和村落结合起来,形成立体作战阵地,人自为战,村自为战。这些新颖的战术生动地体现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战术思想。
    在对中国革命战争长期实践经验概括和总结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毛泽东军事思想呈现以下三方面鲜明的特点:
    1、时代性。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世界进入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十月革命给中国革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伴随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毛泽东军事思想应运而生。毛泽东军事思想揭示了中国革命斗争中开展武装斗争建立人民军队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强调了中国革命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实行真正的人民战争。在战争中必须实施灵活的战略战术,必须适时实现作战方式、战略方针等的转变。建国后,面对严峻的国内国际形势,毛泽东向全军提出了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国防部队的伟大任务,努力使人民军队真正成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坚强柱石,成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从上面可以看出,毛泽东军事思想随着时代需要而产生,它的内容、形式等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这就使它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2、实践性。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的实践中,经历了指挥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以及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实践;经历了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国内的正规战和与外敌的现代化战争等各种作战形式;经历了同国内“左”、右倾等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等。所以,我们可以说,毛泽东军事理论主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在概括和总结中国革命战争长期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就使毛泽东军事思想具有很强的实践性。
    3、辩证性。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贯穿在毛泽东军事著作和战争指挥中,它是中国革命战争经验的科学总结,具有极其丰富的内容。毛泽东熟练运用一般和特殊的辩证法来解决中国革命战争和战略问题,运用主次矛盾和矛盾的辩证法来处理战争中出现的各种矛盾问题,运用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辩证关系来解决战争中矛盾双方的问题,如敌与我,进攻与防御,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等,这些都坚持了战争中的对立统一规律。以弱胜强——质量互变的结果;实行军事战略的转变——质量互变的反映;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应掌握好质量互变的限度等,则体现了毛泽东在战争实践中运用质量互变规律。毛泽东运用螺旋式、波浪式发展观指导革命战争则体现了他在战争中坚持了否定之否定规律。毛泽东强调,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来把握战争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则体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认识辩证法。从上面可以看出,毛泽东在战争中能够运用运动、变化、发展等观点来指导中国的革命战争,从而深刻地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辩证性。
    
    来源:《高校理论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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