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是人民军队的创建者和卓越领导人，他的丰功伟绩永远铭记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心间。从1928年4月井冈山会师后，朱德在与毛泽东半个世纪的同舟共济中，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贡献了卓越智慧。他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创造参与者、坚定拥护者和模范实践者。朱德在贯彻实事求是的军事路线和军事辩证法，开创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创建全新的人民军队，探索国防现代化建设等方面，都有许多建树，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朱德是创立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参与者

朱德在64年的军旅生涯中，从旧军队转向人民革命阵营，成为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经历过辛亥革命、护国战争、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的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等重要阶段。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朱德是创立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这个集体的重要成员。

朱德是我们党早期少有的军事人才之一。1909年朱德抱着强兵救国的愿望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开始了军旅生涯。1911年在昆明参加辛亥革命中初露头角，被指定接替连长职务，次年任云南讲武堂教官。其后至1919年，先后任滇军营长、团长、旅长，参加了一些大大小小的剿匪游击战斗，还参加了护国、护法战争，不仅积累了带兵经验和提高了指挥作战的能力，还使他经受了先期民主革命的洗礼。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使他感到“有必要学习俄国的新式革命理论和革命方法，来从头进行革命。”为了追求真理，1922年他抛官弃职到德国留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和研究外国军事历史。1925年根据党的需要赴苏联学习红军的建军经验和作战方法，他在那时就提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的游击战思想。这一历程为朱德进一步坚实了革命政治和军事理论的基础，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的萌芽之一。

朱德是最早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领袖之一。在中共重庆地委军委领导下，1926年为策应北伐战争，朱德同杨闇公、刘伯承筹划和发动泸州、顺庆起义，由此开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武装革命斗争。1927年，他参加领导在我军历史上具有奠基地位的“八一”南昌起义。之后，率领起义军余部转战闽粤赣边界地区，运用游击战术同敌人展开斗争。在此期间，对部队进行了整训，加强了部队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提出革命军除打仗外，还要做群众工作、支援工农革命运动；强调严格群众纪律，规定募款和缴获要交公；进行军事训练，提出从打大仗转变为打小仗、从打硬仗转变为打有把握仗的新战略战术，等等。1928年初，与陈毅等在中共湘南特委的配合下发动湘南起义，成立苏维埃政府，实行武装起义与土地革命相结合；在组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同时，组编了3个师和两个独立团的农军，积极支持当地的群众武装组织赤卫队，使三种工农革命武装组织相互配合支持。8个多月的伟大革命实践，不仅探索了武装革命的道路，还对于建立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尝试。1928年4月，朱德率领工农革命武装到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会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他担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在武装斗争的实践中，与毛泽东一起领导指挥红军在井冈山地区获得了三次反“会剿”的胜利。从此，朱毛红军闻名全国。

朱德是土地革命战争的重要领导人。1930年8月以后，朱德先后担任人民军队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大多就是通过朱德指挥付之实践的。1930年底朱德与毛泽东共同研究，采取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在第二、三次反“围剿”中，坚决拥护支持毛泽东的战略战术，采取“先打弱敌”的作战方针而获得胜利。特别是在第四次反“围剿”中，毛泽东被排斥出红军领导岗位的情况下，朱德坚持了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运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作战的经验，从国民党军队进攻时采取新战略的实际情况出发，运用大步进退、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等原则，与周恩来一起共同指挥红一方面军获黄陂、草台岗大捷，创造了红军成立以来一次歼敌数量最多的伏击战范例，取得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使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军队伍有了新的发展。在这个时期，他写出《怎样创造铁的红军》、《怎样指挥和掌握队伍》、《谈几个战术的基本原则》、《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等文章，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人民战争、人民军队建设、战略战术等方面的形成功勋卓著。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朱德坚定支持毛泽东获得中央军事领导的地位。在长征过程中，朱德作为最高军事首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红军总司令，积极支持和贯彻党中央、毛泽东制定的战略战术，与毛泽东共同指挥了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勇夺泸定桥等经典战役。他及时研究、总结战役、战斗的经验教训，撰写了《天芦战役中追击之模范与不追击之失策》等多篇军事文章。在领导和指挥红军同国民党军浴血奋战的同时，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径进行坚决斗争，维护全党全军的团结，维护毛泽东在党中央的核心地位，为红军取得长征的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

朱德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卓越军事统帅。抗日战争爆发后，朱德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在华北广泛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他全力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各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结合战争实践撰写了《论抗日游击战争》等大量文章、电报，全面论述了抗日战争的战略思想及重大意义，提出了行之有效的许多战法。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系统阐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观点。在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协助毛泽东指挥了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最大规模的人民解放战争。1947年秋，他到华北前线指导晋察冀野战军作战，先后取得了清风店战役和石家庄战役的胜利，对扭转晋察冀战局起了重要作用。在实战中，总结提出了关于攻坚战和大规模歼灭战的若干战术指导原则，为加速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从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武装革命的第一枪，到新中国成立后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和军队，我军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这个艰苦卓绝的发展历程和伟大的军事实践，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产生、发展和不断丰富的实践基础。朱德长期担任人民军队的总司令，协助毛泽东谋划军队建设、运筹战争、指挥数百次重要战役战斗。纵观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进程，朱德人在其时，身当其事，力尽其中，他将自己的胆略、智慧、经验、知识、力量等都融入凝聚着全党全军智慧的毛泽东军事思想之中，既成就了朱德的光辉业绩，又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实践基础。

二、朱德为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朱德在这长达半个世纪的革命战争和革命建设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回答了在中国这个特殊条件下，开创武装革命道路、建设人民军队、进行人民战争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他提出的军事思想，或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观点作出精辟阐述，或是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观点认识实际问题，或是与毛泽东军事思想观点交相辉映，或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观点在一些方面丰富和发展，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组成部分和有机内容。

参与探索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中国进行武装斗争的意识，朱德头脑中萌发、形成得比较早。他1909年开始军旅生涯，在辛亥革命时参加了云南昆明的“重九”武装起义，为走武装斗争道路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他在德国、苏联留学时，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考察战争，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思考，决心“终身为党服务，作军事运动。”

在探索以建立革命根据地为中心的中国武装革命道路上，朱德是这次伟大实践的杰出代表之一。1925年，朱德在苏联学习时，教官问他回国如何打仗，他提出“必要时拖队伍上山。”的思想。这一思想，与1927年7月毛泽东提出的农民武装要“上山”，“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的思想是不谋而合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国共产党前敌委员会领导下，朱德与周恩来、贺龙等在8月1日共同发动和领导了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进行武装革命的第一枪。8月7日，毛泽东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论断。南昌起义军一味地以大规模正规战的方式南下，打到广东还是失败了。血的教训使朱德感到：“我军应当到农村去，不应当去打大城市。”从此，朱德和陈毅率起义军余部辗转湘粤赣边区进行游击战争，消灭当地的土匪武装，帮助农民生产，对广大农民进行宣传教育，组建农会，同时恢复党组织，对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了最初的尝试。1928年1月在湖南宜章组织了湘南暴动。之后的3个月里，不仅以武装暴动建立了宜章、永兴、安仁等6个县的苏维埃政府，还成立了湘南苏维埃政府，发表了政纲、宣言和通电；组建了3个农军师和两个独立团；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插标分田”的土地革命运动，开始大规模的根据地建设。“开创武装斗争同土地革命相结合的新经验，这是湘南起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它在某种程度上是接受了南昌起义失败教训的结果。”朱德等人在湘南根据地建设的实践，虽然受“左”倾错误的指导而最后失败，但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探索，是对毛泽东在1927年8月9日提出的“要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个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计划的伟大实践，为创建井冈山根据地以及其他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

朱毛两支革命武装会师井冈山，对中国革命的命运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自此，毛泽东和朱德并肩指挥红军作战，共同总结作战经验，一起研究确立作战方针，朱德和毛泽东的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朱毛红军”开始闻名天下。朱德关于“要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面，有党的活动，有群众的活动。这样才是在切实基础上面造成的公开割据，才可以保得住，展得开，不至昙花一现”的思想，是对毛泽东武装割据思想中关于“有很好的群众”、“很好的党”的内容的具体化、实践化。朱德与毛泽东等人为建立巩固的红色根据地，率领红军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浴血奋战，同时也同党内的各种错误进行了不懈的斗争。经过几年血雨腥风的洗礼，最终形成了“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正确的中国革命道路。

参与创立和发展人民军队建设思想。中国工农红军创建初期是一支以农民为主体的武装队伍，为把它建成一支由共产党绝对领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军队，在土地革命战争中以朱德和毛泽东的名义发了许多文电，强调加强人民军队的建设。关于建立人民军队的一些方针、原则，许多是由朱德和毛泽东共同研究确定的；有的是毛泽东有一个基本思想，朱德进一步丰富内容；有的则是朱德进一步的创造，为形成毛泽东军事思想提供了重要内容。1927年9月底，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受挫后对部队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为从政治上和组织上建设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与此同时，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失败后，朱德率领起义军余部转战湘粤赣边界，为创建新型的人民军队，在1927年10月至11月进行了天心圩整顿、大余整编和上堡整训，即著名的“赣南三整”。“三湾改编”和“赣南三整”这两个重大事件，在时间上相近，在作法上类似，都取得了巨大成功，在人民军队的建军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根据这些建军的新经验，在古田会议前夕，朱德与毛泽东、陈毅等共同研究部队建设的情况，由毛泽东代表红四军前委在“古田会议”上作的关于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的报告，就人民军队的政治、思想、作风、纪律等方面的建设提出一些鲜明的原则、观点，成为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朱德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建军学说，结合红军的实际，对红军的性质宗旨任务、党的领导、政治工作、革命纪律、人和武器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研究，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作了深刻的阐述，使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内容更丰富。早在1931年他就鲜明地提出，中国红军必须具备“六个基本条件”（红军的阶级性、无条件地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政治训练、军事技术的提高、自觉地遵守铁的纪律和要有集中的指挥统一的训练）。强调红军的战斗力不仅是靠军事技术的条件来决定，最主要是靠他的阶级政治觉悟。“红军的编制必须力求进步，要有统一的训练，集中的指挥”。1945年他对人民军队建设问题有了更深刻、更全面、更精辟的认识：“红军建军以来，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即具备了民族的、人民的、民主的特点。”“这三大特点，事实上也即是建军的三原则。”并具体阐述了三原则的内容。他坚持反对在建军问题上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以及取消主义等思想。

在人民军队建设中，朱德在1934年还提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观点，1940年提出“党是军队的绝对领导者”的观点，必须通过加强智力、体力、技术全面素质的训练来提高部队战斗力的观点，努力提高红军的军事学术和各级干部的指挥艺术的观点，必须严格进行纪律建设的观点，等等，为人民军队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宝库。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这些观点对于人民军队的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参与创新和发展人民战争理论。在武装革命实践中，朱德注意发动、组织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依靠人民群众进行战争，积极探索进行人民战争的形式。这一思想不仅贯穿于他的许多军事理论著作里，而且体现在丰富的战争实践中。他非常重视建立广泛的群众性的武装组织，早期有赤卫队和工农暴动队，后期有民兵和自卫军，组织他们以多种方式打击反动军队和武装，以此配合军队作战。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他感到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必须同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采取农民游击战争的形式。在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坚持斗争期间，每到一地，他就把部队以连或排为单位分散开来，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直至发动湘南起义，很快使革命武装由一千多人迅速发展为一万多人。湘南起义军攻取湖南耒阳的战斗，成为人民战争的雏形。上井冈山后，朱德和毛泽东一起，从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实际需要出发，广泛组织赤卫队、工农暴动队等群众武装。实际上，井冈山的斗争“完全是军事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以全民的军事化来抗击反动派武装“进剿”的战争，逐步演变为广泛的人民战争。

对于进行人民战争的思想，朱德在革命战争实践中从理论上逐步明晰。他在1931年指出：“共产党正确地决定实行土地革命、争取群众的策略，逐渐把游击队转成为红军，逐渐扩大加强红军的力量，开始组织大规模的革命战争，去消灭军阀混战”。使红军认识到“群众力量的伟大，红军必须与群众密切地联合起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朱德等提出：“应武装全苏区劳动群众，分布在各个战线上，钳制敌军，分散、疲惫与瓦解它的兵力，使红军各个兵团，得以行动自如。”。这些思想充分地融入毛泽东在1934年提出的“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的人民战争理论中。1937年9月抗日战争爆发不久，朱德就提出要“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他强调人民战争的基本内容是“群众战”，基本战略是实行军队与民众相结合。1938年初他提出“抗日游击战争是抗日的大众战、民兵战”的论断；强调在敌人后方“创造许多抗日的小块根据地”；根据敌机械化部队的特点，“在其主要联络线上，积极动作起来，断其交通，绝其供给。”。在抗日战争中，朱德十分强调民兵建设，提出“建立数量广大而质量高的民兵，是我们坚持敌后抗战的重大军事任务。”并深刻阐述了加强民兵建设的意义、原则和方法。抗战期间，革命根据地的民兵创造和运用麻雀战、地雷战和地道战等形式，配合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坚持敌后抗战，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参与创立和发展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在土地革命时期，朱德和毛泽东携手并肩进行探索，从实际出发，在战争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在粉碎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三次“进剿”的过程中，他和毛泽东把红军的作战经验概括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成为指导红军开展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他和毛泽东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指挥红军经过三次反“围剿”作战，积累了丰富的游击性运动战的作战经验。特别是当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后，与周恩来指挥红军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创造了在根据地边沿地区进行大兵团伏击战的重要经验，使红军在指挥艺术、作战经验、军事理论上有了新发展。在遵义会议后进行的“四渡赤水”战役中，朱德凭借谙熟兵法和熟悉当地的情况，在制定作战计划以及作战部署方面起到了主要指挥者的作用。他坚持以“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的思想，协助毛泽东指挥三万红军转战在云贵川高原上，同几十万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展开机动灵活的运动战，创造出闻名于世的“四渡赤水”经典战例。朱德立足红军作战的实践进行军事理论研究，1933年在《谈几个战术的基本原则》中提出：“无论大兵团小部队在进攻中每一动作，都要选定主要突击方面而集中其最大兵力在这一方面来决战”、“在战略上要寻找敌人的主力、在战术上要找寻敌人的弱点”等红军游击性运动战的六个原则。朱德对红军作战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毛泽东战略战术原则的补充和丰富，之后被毛泽东概括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

当全国抗战爆发半年后还没有举国一致的抗战战略时，1938年1月朱德鲜明地提出“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战略思想。他在综合分析抗战形势后得出“从持久战中去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的正确论断。他还以发展的观点从政治、经济、军事和国际关系等方面对中日双方进行了对比，坚信能够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提出了“战略的防御与战术的进攻”、“战略上以弱抗强，战役上以多胜少”、“持久的消耗战”、“争取主动”、“节约防御的兵力”和“统一指挥与机动”的战略与战术；他在1938年初发表《论抗日游击战争》，详细阐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诸要素，全面论述了政治战争、经济战争、人员战争、武器战争、交通战争的观点，提出抗日游击队的战术，并概括出“小股进退，分支袭扰，集中主力，乘弱伏尾，昼伏夜动，声东击西，有意暴露，及时隐蔽，利害变换，毫不犹豫，拿定火色，转入外线”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毛泽东在日后完成《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的光辉著作中，就吸收了朱德的一些军事观点，提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并依据这个思想为我军规定了“能够而且必须在战略的防御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在战略的持久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的战略方针，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朱德指出，人民军队的用兵方法是“随机应变，变化无穷。”强调根据不同情况采取相应的作战方法。解放战争中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当夺取敌人盘踞的大、中城市成为必须破解的课题时，他深入部队前线调查攻城作战的能力，提出“以阵地战的进攻战术为主要方法，有组织、有步骤地去进攻，用坑道作业接近堡垒，用炸药爆破，加以炮击，各个摧毁，采取稳扎稳打的办法。”指导晋察冀部队取得石家庄战役的胜利，这一攻城战术在全军推广运用之后加速了战争进程；1948年5月，他到华东野战军进行指导，提出消灭敌人主力部队的“钓大鱼”战术，等等。每当战争进程发展到关键地步，他总能根据不同的作战对象提出不同的作战方法，为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朱德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战略战术的贡献是最杰出的，他在1925年提出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观点，不仅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毛泽东军事著作中出现过多次，就是在1964年毛泽东还特别强调：“打仗没有什么巧妙，简单说就是两句话，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中战略战术的精髓。

提出国防现代化建设理论。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军面临的形势和任务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必须建立强大的现代化国防来适应国家建设和发展的需要。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朱德从实际出发，提出了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的一些思想理论：从1950年到1951年朱德给毛泽东写信，提出“加强军兵种建设的建议”、“加快建设海军的防卫力量”的建议。他强调要“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要“精简整编，提高部队战斗力”。他敏锐地认识到军事建设需要由过去“比较低级的阶段进到掌握现代军事科学技术的高级阶段”这个大的战略转变，针对未来与敌人打仗将是一场现代化战争的实际，在军队建设、作战指挥上及时提出了新原则、新观念。譬如，“过去是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现在“就是要研究用什么武器打什么敌人。”这是和平时期军事建设的重大革新。他认为：“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和所进行的战争，从各方面来说，都和过去不同了。如果不进行现代化、正规化的训练，那么就是有现代的装备，也不能达到真正的现代化。”他提醒领导同志要充分地认识到“今后的战争，将使用大量的军事技术与战斗器材，并有大量的人员参加作战，如果不能掌握复杂的武器技术和学会指挥诸军兵种的联合作战，就不能战胜敌人。”不仅如此，他还提出要“根据毛主席关于‘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的指示，有步骤地把我军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即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水平。”认真研究和解决我国武装力量的总定额和提高军队质量问题、军队的组织编制和工作职责问题、加强部队训练和办好军队中的各种学校问题、提高干部质量问题、有计划地实施国防生产与国防工程建筑问题、建设现代化的后勤组织和工作问题、加强部队中的政治工作问题、加强党委的集体领导和首长分工负责制的问题等，这些思想理论不但对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在之后的毛泽东军事文章、文电中也时有体现。

丰富军事辩证法思想。毛泽东在1936年对红军战史进行科学的理论总结时，第一次提出了“军事辩证法”概念，并以“军事辩证法”为题在陕北红军大学作了演讲，标志着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的初步形成。此后，毛泽东没有写军事辩证法专著，在理论上一直没有对军事辩证法是什么的问题作明确的回答，只是在他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重要军事理论著作以及指挥作战的大量文电中，闪耀着军事辩证法思想。1958年朱德在《人民军队、人民战争》一文中，对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作了科学的解释，指出：“毛泽东同志系统地研究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特别重要的是毛泽东同志在他的军事著作中，着重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即军事辩证法。”明确指出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是毛泽东军事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朱德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一直坚持学习和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和指导中国革命战争。1933年他就要求“红军军人要以唯物的辩证法来研究和运用战术。”提倡运用军事辩证法；他认为“事物是变动的，情况是迁移的，决不容有一成不变的老章法来指挥军队。”坚持发展论，反对经验论；他提出“战略要寻找敌人的主力，战术要寻找敌人的弱点。”坚持重点论，反对盲目论；在兵力使用上，他提出“无论大兵团、小部队，在进攻中每一动作，都要选定主要突击方向而集中其最大兵力在这一方向来决战。”坚持集中论，反对分散论；他清楚地认识到“敌我力量的对比，决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在持久抗战的过程中，是必然会变动的，我们的力量会逐渐变强，而敌人的力量则会逐渐变弱的。”坚持运动论，反对静止论；他判断“凡是战争都是根据上述的五个条件——政治、经济、人员、武器、交通来决定自己的战略战术。游击战争更要根据这些条件，善于把他们密切联系，配合运用，这即是很好的战略战术，这样才能得到胜利。”坚持系统论，反对孤立论；他强调“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是部队建设的两个重要方面，只能都搞好，不能只搞好一个。”坚持两点论，反对片面论；他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看什么天候打什么仗，在什么地形条件下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坚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等等。这些思想不仅与毛泽东提出的“采用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战争，才能使战争问题得到正确的结论”的思想是一致的，而且从实际情况出发，正确地揭示了战略战术中进攻与防御、集中与分散、主要与次要等两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

对于战术与技术、士气与技术之间的辨证关系，毛泽东论述的较少，朱德丰富了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在这一方面的内容。他首先肯定战术是由技术决定的，深刻地认识到“技术日益进步的现代，不仅在战争中特别加强了技术的作用，使用技术的知识训练也复杂了，并且由于技术的进步变更了战术的原则。”他认为，技术是战术的基础，是与战术相通的，有了技术才可能设计出与之相应的各种战术。对于技术与士气的关系，朱德认为“有了技术就可以壮胆，就可以更加勇敢。”“假定我们能进一步地掌握技术，把旺盛的士气同掌握技术结合起来，那末我军的士气必然会更加高涨，作战能力与信心必然会更加提高”。真正使战术与技术、技术与士气相结合，就能战无不胜。他认为我军的最大经验就是“有什么枪就能打什么仗”，“有什么样的敌人，就有打这种敌人的办法。这一套经验，是毛主席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的指导下所创造出来的。”朱德这些观点，表明他运用唯物辩证法指导战争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使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的内容更丰富、更科学。

三、朱德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率先作出概括，并进行积极宣传毛泽东军事思想

朱德一生中同毛泽东并肩战斗，同舟共济，对毛泽东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充分信赖，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和人民军队建设作出了丰功伟绩。在几十年战争实践中，他对毛泽东军事思想体会最深。他说：我们这支军队是在毛泽东和我们党的直接领导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我们军事上的胜利是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下取得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马列主义的。因此，朱德不仅率先对毛泽东军事思想作出了系统地概括，而且早在革命战争时期，他就注重研究和宣传毛泽东军事思想，用以指导自己和全军的实践活动，研究撰写的关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论著和报告，不仅为我们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范，而且对于宣传、普及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首先提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概念。“毛泽东军事思想”这一概念是随着“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提出而出现的。在我们党的历史上，1943年7月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后，军队系统在总结中国革命战争和军事问题的经验教训的时，也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的问题。1945年4月25日，朱德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论解放区战场》军事报告中，首先提出和使用了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军事理论”、“军事体系”、“军事学派”等科学概念。在当时提出和使用这些科学概念，是一个了不起的创新。它们是“毛泽东军事思想”概念演变和形成的最初词汇，为形成完整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概念奠定了基础。1945年5月30日，朱德在党的“七大”第十七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军事问题的结论中，第一部分就是“关于毛泽东军事思想问题”。他指出：“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军队的产生、发展、壮大要依靠农村，依靠根据地，依靠根据地的政权来养活。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特点。”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次提出完整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概念。从此以后，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中共中央军委的文件以及报刊文章中才开始出现“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概念，并为全党全军所公认和接受，一直沿用到现在。因此，朱德是“毛泽东军事思想”这一词汇的创始人。

率先对毛泽东军事思想进行了全面概括。在全党全军，是朱德率先阐明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来源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又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实践，阐明了其地位和作用。他指出：“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二十四年来和全中国人民在一起，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斗争，在这个斗争过程中不但已锻炼出了一条极坚强的政治路线，能够解决中国政治问题，而且已锻炼出了一条极坚强的军事路线，能够解决中国革命战争问题。这条军事路线，正如政治路线一样，其代表人物是我们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政治方针与正确军事方针的结合，就造成了人民军队，造成了解放区，造成了解放区真正的人民战争，并使解放区战场所进行的战争能够取得不断的、伟大的胜利。”“如果我们离开了毛泽东同志的政策，如果我们离开了人民群众，则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上述一切都不可能存在。我们就不但不能压碎敌人，并且早就被敌人所压碎了”。

朱德最先从理论的高度概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内容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及每一部分的主要内容，并深刻地揭示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神实质。他指出：“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路线，总括地说，就是人民军队的路线，就是人民战争的路线。”和“出奇制胜的人民战略”。“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战争、人民的战略战术，三者是一致的东西”。他具体阐述说：“人民军队的路线”主要包括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任务，政治思想工作，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干爱兵及教育训练等；“人民战争的基本内容就是群众战”，“这种群众战的特点，就是不但有人民大众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协力，而且有人民大众在军事作战上的协力。这种战争不是军队单独进行的，而是以人民大众共同作战的灵活配合来进行的，这种战争是主力兵团与地方兵团的配合作战，是正规军与游击队民兵和人民自卫军的配合作战。”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实行内线与外线的灵活作战”，以“反复穿插”、“分散隐蔽、灵活转移、寻求敌之弱点，打破敌之纵深包围。”“以我之集中，歼灭敌之分散，以我之分散，袭击敌之集中”等等。毛泽东同志的新兵法可概括为：“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第一句话是根据部队武器装备，第二句话是根据敌情，第三句话是根据时间地形各种条件，这就是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用兵法。”等等。朱德这些精辟的阐述，对于全党全军了解、学习和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带头宣传和实践毛泽东军事思想。朱德不仅首先提出毛泽东军事思想概念并对其进行了系统、精辟的阐述，而且也是最早号召全党全军学习、掌握和应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他在党的“七大”军事报告中强调：“我在这大会上特别号召同志们去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军事学说，一如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政治、经济、文化学说一样。所有部队、军事学校、军事训练班，都必须以毛泽东同志的军事学说作为基本教本，作为教育的灵魂，以便于在思想上加强武装自己、战胜敌人”他认为“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从有红军一直到现在，经过内战、抗战两个阶段，是完成了，成熟了，什么东西都有它的一套。”因此进一步强调：“我们大家要学习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彻底站在人民方面，为人民服务”。尽管在遵义会议后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军事领导地位，但作为党的领导人，在提倡学习、坚持毛泽东军事思想上比较早、比较多的还是朱德。1938年他就指出“毛泽东同志曾经说明了一个有名的十六字的游击战术原则，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一原则，虽是十年前的发明，在今天的民族革命战争中，仍然是用得着的。”1940年6月，他在谈到力避与国民党军摩擦时，提出我们的态度“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1944年，他在延安的一个座谈会上讲话时说：“毛主席的思想，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观点”，“毛主席的长处，就是在事先就知道上海中央的命令行不通，长沙是不易打下的，准备好转弯的步骤。”1950年7月，他发出“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号召，深有感触地说：“历史的经验教育我们，必须遵循毛主席的军事方针和原则去办事。凡是违背了这些方针和原则的，就要受到严重的挫折。”坚信毛泽东理论的正确性。要求“我们人民解放军的每一个干部，都要很好地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在他的号召下，全军大力开展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推动了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活动的深入进行，为在新形势下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起到了促进作用。

朱德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贡献是伟大的。今天，我们纪念朱德，不仅要缅怀、铭记他一生的丰功伟绩，更重要的是要从朱德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和发展的重大贡献中得到启示，以他为榜样，勇于理论创新，进一步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首先，理论创新的动力来源于伟大的实践。朱德之所以能够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重大贡献，根本原因在于他积极参加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实践。在新时期新阶段，要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必须积极投身到当代的伟大军事变革实践中去，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从新的军事实践中发展新的军事理论。其次，只有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神实质，才能创新军事理论。朱德能够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重大贡献，还在于他能够坚定地坚持和准确地掌握毛泽东军事思想原理及其精神实质。我们应该像朱德那样，认真系统地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掌握其精髓，运用其原理，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丰富毛泽东军事思想。其三，理论创新必须以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大胆探索。朱德以革命家的胆识为了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而不懈奋斗，从不顾及个人安危和名利地位，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新世纪新阶段的伟大军事变革中，我们应该大力继承和弘扬这种精神，排除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的干扰，同各种错误思潮和反动理论作斗争，在军事理论创新上有所作为。其四，理论创新必须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朱德无论在指挥作战还是领导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中，都自觉地坚持从实际出发进行筹划，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待毛泽东军事思想。我们今天在国防和军队建设过程中，只有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摒弃固步自封、崇洋媚外等思想，破除条条框框的束缚，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才能创新新的军事理论，在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实践中开辟新境界。

（来源：《全国朱德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纪念朱德同志诞辰120周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