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在军事理论方面，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毛泽东“总结了中国长期革命战争的经验，系统地提出了建设人民军队的思想，提出了以人民军队为骨干，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建立农村根据地，进行人民战争的思想。”“他为革命军队制定了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实行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把战略上的劣势转变为战役、战斗上优势，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一系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在建国以后，他提出必须加强国防，建设现代化革命武装力量（包括海军、空军以及其他技术兵种）和发展现代化国防技术（包括用于自卫的核武器）的重要指导思想。”决议中说，毛泽东“论述中国革命战争问题的重要著作，提供了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最光辉的范例。”

决议的以上论述再次给我们一个深刻的启示，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这一体系至少包括：人民军队建设；人民战争思想；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国防建设；战争观及方法论，即军事辩证法这样几个组成部分。朱德在这些方面都有自己的一系列论述。本文围绕这些大的问题，作一些扼要的例举。

一、关于人民军队建设的理论

1、关于人民军队的性质。性质，是一种事物区别于其它事物的根本属性。对于一支军队来说，其性质如何，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打开《朱德文选》，开篇即是《怎样创造铁的红军》。朱德指出，红军是工农的军队，也可以说是一切劳苦群众的军队，红军的历史任务是夺取政权，建立和巩固工农自己的苏维埃政权，使无产阶级及一切劳苦群众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完全得到解放。这里所说的工农的军队、一切劳苦群众的军队，开宗明义地说明了我军的性质。朱德对我军性质最详尽、系统的叙述是在1945年党的“七大”会议上。他在《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中指出，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是把人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训练起来，保卫人民利益，替人民服务的军队。人民的军队，因为和人民在一起，对外就能有效地保卫祖国，对内就能保卫人民的民主自由的权利。人民的军队，内部是民主的，是官兵一致的，它对军队以外的人民，也是民主的，是军民一致的，所以能够一扫军阀制度。我们的军队具备了民族的、人民的、民主的特点。它是民族的，因为它始终站在反对外国侵略者的立场，具有保卫祖国的至高无上的热情。它是人民的，因为它是从人民当中来，始终是为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而奋斗。它是民主的，因为它是军民一致和官兵一致的。人民的军队，当兵的和当官的都是自愿来的，不论是八路军、新四军现在所实行的那种志愿兵制，或者将来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所要实行的义务兵制，都是建筑在与人民的意志相符合的基础之上的。

2、人民军队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把我军建设成新型人民军队的首要条件。朱德认为，要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完成人民军队的历史使命，必须始终坚持军队“无条件地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土地革命时期，他就指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工农红军只有在共产党正确领导之下才能完成它的伟大任务。”抗日战争时期，他明确指出：“八路军、新四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军队”，我们带兵是靠党组织来保证，连里有支部、有党员。支部在行政管理方面、了解敌情等方面要起保证作用。连长应把支部当作带兵的核心、领导的核心。他不仅注重在理论上阐述党对军队的领导，而且在组织上重视予以落实。1937年8月，红军改编时，曾根据国民革命军的统一编制，实行单一首长制。实践一段时间后，出现了某些个别分子不愿严格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的现象。根据朱德等人的建议，是年10月，中央军委决定恢复因受国民党干涉一度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先后任命了各师、旅政治委员，恢复了师、旅政治部和团政治处，以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实现。

3、建立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我军的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为了对军队实施领导而在军队中进行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它将为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提供根本保证，为激发官兵积极完成各项任务提供精神动力。朱德认为，作为人民军队，“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是部队建设的两个重要方面。只能都搞好，不能只搞好一个。”要通过政治工作，启发和提高指挥员战斗员的无产阶级的觉悟，使他们认清本阶级的利益，努力于本阶级的政治任务，与敌人作决死的斗争，去达到消灭敌人、解放本阶级的目的。为此，他强调，建军的第一个问题是“政治建设”，“不仅政治机关、政治干部要做政治工作，军事机关、军事干部也要做政治工作。”

4、实行严格的纪律。从我军初创时期起，朱德就重视人民军队的纪律建设。1927年南昌起义后，他率领起义军南下，在遭到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的情况下，他利用战斗间隙对部队进行了三次整顿，在上堡整训时，“首先是整顿纪律”，要求部队指战员必须严格遵守募款和缴获的物资全部归公等项规定，违者绳之以纪律。这样一来，部队的“纪律性加强了，战斗力也提高了。”1931年7月，朱德在一篇文章中说：“红军的纪律是根据整个的阶级利益、革命利益和革命斗争的必需而制定的。”“自觉地遵守纪律的精神的养成和提高，就是使各个指挥员战斗员的忠实勇敢，服从纪律，汇合成为全军的忠实勇敢，服从纪律。有了这样自觉地遵守纪律的红军，就是铁的红军。”抗日战争时期，朱德对军队的纪律建设更为重视，说“纪律要严密。没有严密的纪律，兵就带不好。纪律是什么呢？是不是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呢？主要是这些，但又不仅是这些。过去的三大纪律，不损害老百姓的利益，这是群众的纪律；打土豪归公，这是经济纪律；服从命令是军事纪律。过去靠这三条带了几年兵顶了事。现在的纪律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规定了的一切事项一定要执行。这就是我们的纪律。大家都遵照规定的办法去做，就有条不紊。”1949年4月，朱德在对第四野战军高级干部所作的报告中说，大军南下，“政策、纪律执行得好，胜利就来得快。我们要会打仗，又要会执行政策、遵守纪律。这样才能团结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才能获得全国的胜利。”他把军队执行纪律的状况与军队素质的优劣、革命的成败密切联系在一起。

二、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

朱德对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丰富表现在：

1、阐述了进行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必须是为了群众，又依靠群众的道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依托小块根据地，采取波浪式推进政策，不断地打击和消灭敌人，巩固和扩大了革命根据地，其基本经验就是实行了广泛的人民战争。朱德在谈到中央苏区反“围剿”胜利的原因时指出：“一、二、三次反‘围剿’，是中国很好的革命战争经验。主要一点是在于依靠群众。三次反‘围剿’，我们都是为了群众，又很好地依靠了群众。”1938年，他在论及抗日游击战时说，抗日游击战争，本质是抗日的游击运动，离开了群众，就根本谈不上抗日游击战争，而抗日游击战争的全部秘密就在于它是一种群众运动，一种群众抗日自卫的武装斗争形式。1945年，朱德在《论解放区战场》一文中，更明确地说，“人民战争的基本内容就是群众战。”50年代初期，朱德在谈及边防工作时说，“海防工事是必要的，不能轻视这项工作。但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人民群众，只有广大人民群众武装起来，进行人民战争，不管敌人从天上来，还是从海上来，一概逃脱不了人民群众设下的天罗地网。”

2、阐述了进行正义战争的骨干力量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反映在军队建设上，体现为军队作为战争的骨干力量，要深深扎根在民众之中。以抗日战争为例，朱德认为，“抗日游击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武装宣传者和组织者，抗日游击队与民众的关系，好比鱼和水的关系一样，鱼在水中才能生存和长大，抗日游击队有了群众依托才能生存和长大。鱼一离水就死，抗日游击队一离开群众也就无从生存。”朱德在这里具体阐述的是抗日游击队，实际上人民的军队无论在什么时候、也无论执行什么任务，其生存、发展都不能脱离人民群众。

3、阐述了进行正义战争必须实行整体战。人民战争的重要之点是进行整体战。以抗日战争为例，朱德阐述说，要善于运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使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各有自己的事情做，学生、工人、农民、商人、教职员等等各人尽其所长来做工作。他又说，实行抗日战争，要做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知识出知识，有枪炮出枪炮，团结得象同胞兄弟一样。只有把全国一切生动力量动员起来，只有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才能在基本上改变敌强我弱的形势，熬过相持阶段，转入反攻。所有的民众必须动员起来，所有的智力和体力必须用到抗战中去。朱德的这一段论述，实际上也就是人民战争的整体战思想。

4、阐明了主力兵团、地方兵团、民兵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实行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和游击队、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与非武装群众相结合，这是人民战争思想在我国革命战争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对此，朱德也作了详尽阐述。他认为，主力是部队的骨干力量，“民兵和自卫军是不脱离生产的，主要担任保卫自己家乡的任务。”“地方军站在主力兵团和民兵之间，它担任一个县或几个县的保卫任务，……我们是根据地方军生于斯、长于斯、祖宗坟墓于斯的乡土热情，加强它去完成保护地方的抗战任务。”“主力在战斗中常处于不时集中、不时分散的状态中，主力必须与地方军、民兵相结合，才能使自己更强大，更有力地打击敌人，主力军、地方军、民兵互相配合，这样造成了三者的有机联系，在最严重情况下可实施主力地方化、群众化的原则，以达到有利的分散；反之，如在情况便利发展时，则民兵、地方军又可在一定条件下集合起来，配合主力或转化为主力，去完成更大的发展任务。”这种“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在战争年代证明是有效的，在和平岁月里也是适用的。

三、关于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我军的战略战术，是在人民战争和人民军队的基础上，总结我军作战的丰富经验逐步形成的。人民的军队实行人民战争，由此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它是在承认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条件下，充分利用敌之劣点和我之优点，充分地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以求得生存、发展和胜利的战略战术；是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作战指挥，从战争实际出发，不拘一格，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在人民群众的掩护之下，造成敌人的错觉，调动敌人就我范围，乘敌之隙，扬长避短，趋利避害，敌变我变，以灵活机动为特点的战略战术。朱德在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方面有较为系统的论述，主要表现为：

1、阐明了战术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朱德十分强调战术的重要性，要求部队打仗时，要做到“勇敢加战术”。以解放战争时期的石家庄战役为例，石家庄解放不久，朱德在对晋察冀野战军干部讲话时指出，“战术对你们万分重要，是你们的‘补药’。你们的作战经验很多，但就象一大篓子钱，是分散的；战术就是钱串子，可以把那些钱都串起来，用的时候，要用哪个，就拿哪个。不要把经验老是散着装在篓子里背着，成了包袱，用不上。”他在另一处谈到军队建设时说：“首先要求同志们学习战术”，“要经常研究敌人的战术，研究如何打它，如何避开它的长处专找它的弱点打，如何才能干干脆脆地歼灭它。”

2、强调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战略战术。在长期的军事生涯中，朱德注重从实际出发，研究运用战略战术。还在1933年他就明确指出：“红军军人要以唯物的辩证法来研究运用战术。首先要知道事物是变动的，情况是迁移的，决不容有一成不变的老章法来指挥军队。我们的作战决心必须根据任务、敌情来定下。任务、敌情、地形既然是时常变换的，因而我们决心就不同，而运用战术的原则也就更不同了。”在党内、军内如此明确地提出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研究战略战术，这是朱德的一大贡献，也是最早的领导人之一。

3、实事求是，根据不同的革命战争任务确定不同的战略战术。在中国革命的不同阶段、在人民军队成长、壮大的不同时期，朱德为我军提出了一系列战略战术。红军时期，他提出“战略要寻找敌人的主力，战术要寻找敌人的弱点”，“迅速、秘密、坚决”是红军战术的主要原则，尤其是在井冈山斗争中，他与毛泽东等同志共同总结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方针。抗日战争时期，朱德在《论抗日游击战争》一文中，专题论述了抗日游击队的作战原则和活动方针。其原则是，积极，主动，集中，进攻，迅速，秘密，坚决。就是积极地行动；力争主动地位；集中自己的力量；突然袭击地向敌人进攻；高度的运动性和灵活性；出没无常，声东击西，“游”则敌不知我所往，“击”则敌不知我突来；坚决果敢地采取行动，避免任何的动摇和犹豫不决。其活动方针是：破坏敌人后方交通，破坏仓库，袭击飞机场；暴露敌人的企图；震恐敌人的军心；破坏敌人的政权，恢复自己的政权；分散敌人兵力；破坏敌人的经济、给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1939年7月，朱德又将敌后抗日根据地游击作战原则概括为：“小股进退，分支袭扰，集中主力，乘弱伏尾，昼伏夜动，声东击西，有意暴露，及时掩蔽，利害变换，毫不犹豫，拿定火色，转入外线。”1945年，朱德在中共七大的军事报告中，高度概括了建立在人民战争基础之上的我军的战略战术原则，这就是实行内线与外线的灵活作战，夹击敌人；对于敌人的包围实行反包围，对于敌人的“扫荡”实行反“扫荡”，对于敌人的“蚕食”实行反“蚕食”，对于敌人的封锁实行反封锁；对敌人力争战略指挥和战役指挥的主动权，力求摆脱被动地位，而反转逼敌处于被动；以反复穿插打破敌之“反转电击”，以分散掩蔽、灵活转移、寻求敌之弱点，打破敌之纵深包围；以我之集中，歼灭敌之分散，袭击敌之集中；以军民大破坏，打破敌之封锁分割，以民兵和分散之小分队相结合之地雷战，打破敌之梳篾搜索；以数个地区之配合出击，援助友邻区，打破敌之合围“扫荡”坚持平原游击战以援助山区，坚持山地游击战以支持平原；使主力灵活转移，进行或准备适时之胜利反击，地方军则就地坚持，就地游击，与敌人扭打纠缠消耗敌人；以武装工作队的形式，作为到敌占区开辟工作、恢复工作的锐利武器，把各种抗日斗争的方式带到敌人营垒里去动摇敌人之心脏，实行非武装斗争与武装斗争相结合。

解放战争的战略反攻阶段，朱德提出了歼敌主力的“钓鱼战术”，即要用“引”的办法，它来攻，我就退，有条件就阻击一下，没有条件就不阻击，把它拖得很疲劳，弹药也消耗得差不多时，再用大部队去奔袭消灭它；进入战略决战阶段时，也即在1948年中央召开的九月会议上，确定了要在主要将领中树立起打带决定性的攻坚战，以及一次消灭敌人两三个兵团的大会战的思想。朱德在会上具体提出，将来我军同国民党军战略决战性大会战，有最大的可能在徐州进行。

以上所述，是朱德在人民战争战略战术方面的代表性观点。这些观点，是在血与火的战争实践中凝结出的全党全军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它极大地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内涵。

四、关于国防现代化建设

新中国诞生后，国防建设的实践呼唤着国防建设理论的指导。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实际情况出发，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的需要，总结军事斗争和国防建设的实践经验，创立了国防建设理论。这个理论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内容。国防建设理论，包含的内容很多，如国防建设的地位作用、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国防建设的道路，以及战略方针的确定、武装力量的建设，等等。朱德在国防建设方面的论述也很丰富。

1、适时提出建设现代化国防的任务。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朱德指出：“取得了全国政权，就有了自己的国家，就要搞好国防”。搞好国防建设，重要任务之一是建立一支现代化的国防军。1950年9月，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朱德在会上指出：“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我们必须建设一支十分强大的、足以击退任何侵略者进攻的现代化的国防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卫已经获得的胜利果实，才能保卫正在进行的和平建设。”1953年8月1日，它在出席首都军民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26周年大会时又说，涉及国防建设的内容很多，但最根本的还是要把军队建设好，他要求“人民解放军必须认清自己肩负的严重的历史任务，一分钟也不要忘记加强自己的力量。”建国初期，我军军种和兵种不全、力量薄弱，他强调要抓紧空军、海军及装甲兵、工兵、炮兵、铁道兵等特种兵的建设，以便尽快形成陆海空三军为主体的国防现代化防御体系。

2、国防建设要注重质量。国防力量的强弱，牵涉面很广，就武装力量来说，主要是通过武器装备性能的先进与落后、人员素质的高与低、编制体制是否科学等因素反映出来。加强国防建设，在保持一定规模的前提下，必须把质量建设放在首位。1950年3月，朱德在空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把空军建设好，必须掌握精干政策，从人员到组织都要精干。精干了不但可以提高效率，还可以省下一些经费，把钱用到更适当的地方去。朱德不仅在空军的会议上这样讲，在海军、装甲兵、铁道兵等单位召开的大会上也强调这一观点。他的这种“精兵”思想，同我军而今贯彻的注重质量建设，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的方针，是完全一致的。

3、国防建设要走平战结合、军民结合的路子。50年代中后期，朱德频繁地出访、视察，对国防工业建设提出了许多建议。1955年年底至1956年上半年，朱德在结束对东欧的出访而给中央写的报告中，从世界形势已经发生变化，世界战争可以防止这一认识出发，向中央建议，要考虑怎样把国防建设同和平生产结合起来的问题，提出武器生产要同和平生产结合，特别注意发展战时和平时都需要的精密器械和仪表工业。1956年的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朱德在发言中谈到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时指出，国防工业应和民用工业相结合。从这之后，他到国内各地视察，又先后同当时的一机部长黄敬、副总理薄一波谈话，强调军工厂战时要全力为战争服务，平时则要适当地为民用服务。又说，世界大战短期内打不起来，因此，相当数量的军工厂可以改为民用工业。他在呈送给党中央、毛泽东的视察报告中说，兵工生产如何同民用生产相结合的问题，不仅在重庆、成都、云南、广州等地存在着，而且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他建议将有关部门合并以利统一调度，平时可以多生产一些民用产品，战时主要生产军用品。后来，中央采纳了他的建议，将当时的一机部、二机部和电机工业部合三为一，实行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使和平工业和军事工业结合起来。

五、关于军事辩证法

朱德在军事辩证法方面的最突出贡献表现在：

1、在党内较早地提出了要以唯物辩证法研究军事。还在1933年，朱德就鲜明地使用了“唯物辩证法”的概念，说要用唯物的辩证法来研究和运用战术。当时，他在《谈几个战术的基本原则》一文中，用辩证法的观点具体分析了不同的任务、敌情、地形使用不同的战术，进攻中主要突击方向与次要突击方向的选择，战略与战术，实现首长决心与机断专行等关系。解放战争的1948年，他再次强调打弱敌与打强敌、打小敌与打大敌，情况不同，方法也要改进，总之，打仗要讲辩证法。后来，他在《星火燎原》第1卷中写道：“毛泽东同志系统地研究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特别重要的是在他的军事著作中，着重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即军事辩证法。”

2、阐明了“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的用兵新法。”综观朱德的军事理论，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即他在党的“七大”的军事报告是他整个军事理论的代表作。在这个报告中，他阐述的军事问题涉及到军事领域的方方面面，其中很著名的一段是对用兵主张的论述。他说，我们用兵的主张，可概括为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他解释说，第一句话是根据部队武器装备，第二句话是根据敌情，第三句话是根据时间地形各种条件，这是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的用兵新法”。在这里，朱德将用兵主张上升到了马克思主义哲理的高度。时隔三年，朱德在《目前形势和军队建设问题》的讲话中又说，“要看清对象，是什么敌人就打什么仗。”“看什么天候打什么仗，在什么地形条件下打什么仗”。打仗，是人命关天的较量，来不得一点马虎，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朱德从其数十年的军事生涯中概括出了切身体会，这个体会既是他个人的，也是集体的，更是他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大贡献。

（来源：《朱德和他的事业》，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