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五军团组成的东路军，在毛泽东的率领下胜利攻克漳州。漳州战役对于巩固中央苏区，开展闽南的游击战争，支援东江地区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对红军日后作战起了重要作用。漳州战役的胜利，至今仍在毛泽东早期军事思想史上熠熠生辉。

一、从巩固发展中央苏区的全局利益出发，果敢地实践“敌进我进，打出外线”的战略方针。

“敌进我进，打出外线”是一种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根据红军初创时敌强我弱的特点，指挥红军运用“敌进我退”等十六字诀，与强敌在根据地内周旋，保存并发展了革命力量。随着中国革命的不断发展，尤其是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以后，中央苏区的范围扩大，红军武装力量也有很大的发展，中央苏区的版图扩展到20多个县境，占有15座县城；红军增加至近7万人；根据地内人民群众的革命情绪高涨，全力支持红军作战。显然，整个革命形势的发展为毛泽东果敢地实践“敌进我进，打出外线”的战略方针提供了可能性。

从全国的抗日局势来看，九一八事件发生后，全国掀起抗日反蒋运动。当时，中国工农红军应当让白区群众也能听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号召，理解其抗日政策。所以，红军要打出外线，扩大抗日宣传，扩大红军的影响，正如毛泽东所说的“耸动远近视听”。从军事上来看，国民党并不甘心第三次“围剿”的失败，正积极准备向苏区发起第四次“围剿”。1932年3月，蒋介石纠集粤、桂、闽、赣、湘五省军队，搞“五省联防”，企图尽快消灭中央苏区的红军。从经济上看，由于国民党对革命根据地长期的经济封锁，造成苏区财政十分困难，红军给养及所需的食盐、布匹、药品等日益紧张。这些情况为毛泽东实践这一战略方针提出了必要性。

为了有效地争取政治、军事上的主动，较快地扭转苏区经济上的困难，巩固与发展中央苏区，毛泽东认为：“在现时的敌我形势下，在我军的给养条件下，均必须跳出敌人的圆围之外，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才能达到目的。”然而，当时的根据地内部存在着这样一种心理，认为敌人向苏区进攻，红军应在根据地内分兵把守，害怕离开根据地，害怕红军主力打出外线，会丧失根据地。毛泽东指出：“由于看不见根据地人民的力量，常常发生惧怕红军远离根据地的心理，这种心理在1932年江西红军远出打福建漳州时，1933年第四次反‘围剿’战役胜利后红军转向福建时，却曾发生过。前者怕整个根据地被占，后者惧怕根据地的一部被占，而反对集中兵力，主张分兵把守，结果证明都不对。”

为此，毛泽东较为详细地调查了福建漳州守敌的情况，大胆地向苏区中央局建议：东路军“在政治上必须直下漳泉，方能调动敌人，展开时局，求得战争。”此后，鉴于形势发展紧迫，“粤军黄任寰部已开进闽边，向上杭推进。”毛泽东再次致电周恩来，强调东路军必须打出外线之必要与紧迫，“敌一部即已入闽，我直捣漳泉部队必须更迅速，更集中，否则敌占先着我军将进退维谷。”

苏区中央局批准东路军攻打漳州后，针对部分红军指战员害怕离开根据地的思想，毛泽东在东征漳州动员会上及其他场合，耐心做思想工作，消除其顾虑。他说：有人害怕红军主力走远了，敌人会来占我们的老家，其实敌人正是害怕红军主力打出去，敌人是跟着红军主力走的，我们主力在白区打的胜仗越多越大，就越能保卫和扩大我们的根据地。

漳州战役胜利的事实证明了毛泽东战略方针的正确性。首先，红军扩大了政治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不仅深入漳州民心，而且向厦门、泉州、汕头等地传播，并且影响海外，为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得了民众。其次，我军争得了军事上的主动权，牵制了进攻苏区的敌人，减轻赣南与闽西苏区的压力。漳州被攻克后，进逼赣南闽西之敌立即将注意力转向驻漳红军。国民党中央军委会急令江西绥靖主任朱绍良“迅即抽调得力部队入闽”，闽粤敌军分三路向漳州包围，“粤军黄任寰以1.5万人兵力配有飞机从左路向漳州开进，福建军阀陈国辉4千人兵力，配有新购置的德国武器从同安攻漳之右，张贞残部约3000人从诏安进攻漳州，蒋介石亦令19路军进福建消灭入闽红军；日军的军舰火速云集厦门港口，处于紧急战备状态。可见，毛泽东这一战略方针，成功地以红军的主力吸引敌人，破坏敌人企图缩小根据地的计划。正如毛泽东所说：“此次东西两路军的行动完全是正确的，东路军深入漳州决不是主要为着筹款，西路军的分出也没有破坏集中的原则。我们已跳出敌人的圆围之外，突破敌人东西两面，因而其南北两面也就受到我们极大威胁，不得不转移其中区目标，向着我东西两路军的行动。”再次，漳州一役使红军筹款百万，并运回苏区大批急需物资，缓解了根据地内财政困难、军队给养紧张状况。红军将运回的银元举办了“金山银山”展览会，后建一溶银厂将银元回溶铸成苏区货币，这些都极大地鼓舞了苏区人民，稳定了苏区金融，多方面保证了苏区日后的建设与发展。

当东路军的行动吸引了蒋粤敌军大举向漳州运兵时，毛泽东又灵活地指挥红军“敌进我退，返回苏区”，令向漳州方向运动的敌军进退两难。两军对垒，进退之主动权依旧掌握在我军的手中。

二、在作战对象的选择上，善于运用“拣弱的打”的军事原则。

“拣弱的打”是毛泽东在军事实践中特别善于运用的一条原则。毛泽东曾将此作为“弱军对强军作用的一个必要条件”，在军事著作中加以总结。“拣弱的打”即在作战中选择较弱的敌人首先攻歼，实行这一原则，便于形成局部兵力兵器的优势，不打则已，打则必胜。

漳州战役的胜利与毛泽东正确选择了作战对象是分不开的。聂荣臻在回忆漳州战役时曾经讲道：“打赣州，没有打下来，吃了个大苦头；打漳州，打下来了，吃了一个大甜头。两者相距一个多月。两相比较，究其原因，无它：赣州，是敌人的强点，又有国民党大部队增援……；漳州，是敌人的薄弱点，毛泽东同志就赞成我们打，亲自指挥我们打，取得了胜利。所以，选择敌人的弱点打，应该是我们处于劣势的部队绝对要遵守的一个军事原则。”攻打赣州是在“左”倾错误的军事指挥下进行的，在作战对象的选择上，不是避敌锐气，而是选择赣州这样一个有硬敌固守的城市来打。毛泽东进入福建后，即对福建漳州守敌作全面调查研究。从福建省委的报告得知：“漳州敌军张贞师，实际上没有很大战斗力，只有一个团打过战，其他的不行。”张贞49师从表面上看给养充足，装备优良。张贞多次借口向闽西苏区进攻，向蒋介石要军火。49师拥有日本三八式步枪4千多枝，汉阳造步枪1千多枝，巩造步枪2千枝，各团配有迫击炮连、爆炸排、通讯队、电台，各连配有捷克式轻机枪。张贞还设有闽南航空处，拥有机场、飞机4架。尽管张贞的部队装备优良，却掩盖不住其外强中干的弱军本质。首先这支队伍的基础是土匪，松散、调遣困难。这些土匪即无受过正规训练，也无与正规红军作过战。其次，队伍内部派系林立，勾心斗角。队伍内部权力、经济利益之争十分严重，师内有3个派系：闽南派、福州派、外江派，各派里又有小宗派，两个主要作战旅旅长杨逢年、王祖清之间明争暗斗，在战时互为犄角而不协助。再次，张部军纪败坏，腐朽昏庸，鱼肉人民，欺压百姓，民众中反抗情绪强烈。这样一支军纪军风败坏，兵员素质极差，又无民众基础的队伍，不可避免地要吃败战。从漳州地形看则是“于我有利，易攻难守”。漳州属小块平原，地形较平坦开阔，主要防线天宝大山城西北郊外，而野外作战又是红军之长处。

毛泽东与东路军领导人对作战对象的选择与分析是综合性的，从几方面看，张贞部队除了武器装备优良是长处外，别无优势，红军可集中兵力，击其弱处。以后的战斗证明了毛泽东等人的正确选择。

战斗打响后，49师的弱点全暴露无遗，守军不堪一击。与攻打赣州那场血战、硬战、苦战相比，毛泽东指挥的漳州战役可谓打的痛快淋漓，干脆利索。拂晓发起总攻，上午9时红军已占领主阵地，下午3时战斗基本结束。张贞那些先进的武器，优良的装备成了我军的战利品，为红军日后作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三、在作战形式上，采用“外线速决进攻”为主要特征的运动战，并配以“示形惑敌”等手段，歼龙岩、漳州守敌于神速及不备之中。

运动战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包含的主要内容是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速决的进攻战，也包括起辅助作用的阵地战，以及运动性的防御与退却。

在漳州战役中，毛泽东指挥东路军采用运动战这一形式，所表现出来的主要特点是“快速前进，快速进攻”。毛泽东认为：战役和战斗的原则，“不是持久，而是速决。”打敌军“中间的一个如果不能迅速解决战斗，其余各个就都来了”。打漳州亦是如此。漳州与厦门、泉州、汕头等地毗邻，联系方便，交通便利，红军若不在有效的时间内迅速攻占，待敌人识破进攻方向，援兵赶到，组织强固防御，则难以取胜。为此，指挥员必须果断、迅速地结束战斗。毛泽东从以下方面发挥红军优势，指挥部队速战速决。

一是不恋有碍主攻方向之战，达到击敌不备之目的。打漳州必须先扫清龙岩之敌，方可从龙岩直下漳州。为了保证部队不被敌人察觉迅速攻占龙岩，毛泽东指挥部队避免惊动小池等处守敌。不恋战而直取龙岩，当红一军团悄悄到达龙岩附近的大池时，龙岩城内的敌军还蒙在鼓里，未加防备。结果，当红军进攻岩城时，守敌迅速溃败。

二是发挥红军善长急行军的优势，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英勇顽强，连续作战。长汀距龙岩168公里，龙岩距漳州143公里，路途遥远，打到漳州，全凭红军战士两条腿赶路。急行军是红军在多年的游击性的运动战中练出来的拿手本领，毛泽东善于运用这一优势调兵遣将。根据4月上旬粤军进逼闽西的敌情变化，毛泽东曾两次致电周恩来。先是让红五军团于4月20日前赶至龙岩。红五军团为了按计划与红一军团会合龙岩，从江西信丰向龙岩方向急行军，每天都以100里速度赶路，经过12天急行军，终于按计划于14日到达龙岩。两军团会合后立即向漳州急进，聂荣臻回忆道：“我军行动神速，大部队在丘陵地运动，两天赶路150多里，使敌人来不及组织充分的防御”。19日拂晓，总攻信号一发，迅速向敌人主阵地猛攻，红军来势之猛，行动之快，完全出乎张贞意料之外。兵贵神速，历来为聪明的军事家用兵取胜之道。毛泽东深谙这一道理，指挥红军快速前进，迅猛进攻，终于赢得时间，取得胜利。

在战役中，毛泽东还运用古代兵家“示形惑敌”的手段，配合战斗，主动制敌。我国古代的军事家很善于“隐真示假”造成对方判断失误，从而取胜。毛泽东则是把古代兵家理论在他的军事实践中加以创新发展，并注入新的内容。攻打龙岩、漳州，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讲是做了许多“乱敌探耳目”的动作。制造一些假情况，给敌方一些虚伪的示形，以便麻痹敌人。在东征漳州联席会上，毛泽东指示福建省委书记罗明，会后以省苏维埃的名义发表宣言，特别强调：“宣言内容要使敌人看不出红军主攻方向。”东路军决定攻打龙岩后，毛泽东意在向龙岩进军，按理部队应向南行军，但他却指挥部队向长汀以东以北的新桥方向运动，以此迷惑龙岩守敌，待七师到位，才指挥部队从新桥官前急转南下，敌人万没想到，原来向长汀以东运动的红军，竟然会以闪电般的速度直攻龙岩。

对于古代兵家示形惑敌的战法，毛泽东不仅仅把它看成是单纯的军事谋略，而是从政治上考虑，将其建立在人民战争基础之上。他认为：造成敌人的错觉，如出其不意的攻击，先决条件是优越的民众组织。在打龙岩、漳州之前，毛泽东曾多次指示地方党组织要发动武装群众，对敌袭击，封锁消息，加紧赤色戒严，打击刺探。4月初，苏区群众武装就对龙岩周围进行搔扰、袭击，几次不来，造成张贞部队印象为“游击队”搔扰，不以为然，待红军正规部队攻进龙岩城时，还有人以为是“少数游击队”，等辨明是红军主力，已为时过晚。红军攻下龙岩后，由于人民群众配合得好严密封锁消息，加强戒严，所以张贞得不到确切的情报，还派飞机到龙岩侦察，发现龙岩上空红旗招展，飞机急忙飞回漳州，结果慌中出错，飞错方向，挂在同安朝天岭的大树上。

充分利用武装起来的民众，麻痹敌人，配合红军作战，是毛泽东在“示形惑敌”这一古代兵法上的创新与发展。

综上所述，漳州战役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远离根据地，十分成功的一次外线作战。它是毛泽东军事实践中的一次成功之举，丰富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

注释：略。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