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腐败的变形或隐藏已经成为高压反腐后的一种“新常态”，甚至出现各种不同类型的“腐败模式”，从而影响社会稳定。本文正是聚焦在这一问题上，对腐败的变形进行了一手资料的收集和分析，通过案例研究的方法，对腐败进行文化和制度上的反思。研究得出：并不是我们没有制约腐败的方式，而是我们没有有效落实。同时，群众还缺乏有效的监督渠道，故而腐败才在有些官员中屡禁不绝。要注重群众网络举报的参与性，以此来完善监督体系。

关键词：腐败变形；腐败；隐形腐败；网络腐败

一、引言

“据《人民日报》2014年7月14日的报道：为实现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全覆盖，中央纪委正与有关部门起草制定有关党内法规。随着一系列党内法规制度陆续出台，反腐败体制机制将日臻健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将会迎来质的提升。”[1]在本文看来，这恰好是对“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2]的强力回应。

在日益完善的多方位、整体性的反腐格局之下，“四位一体的反腐模式：权力反腐+制度反腐+运动式反腐+网络反腐”[3]至此形成。但是这意味着我们的腐败从此就消失了吗？没有，譬如“辽宁拉票贿选案”就是典型。而且，我们可以通过对比时间惊讶地发现，辽宁发生的拉票贿选和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时间很接近，都是在2013年的1月。这也就意味着，地方政府的某些官员把中央的政治意志“不当回事”，从而玩忽职守，腐败不止。

类似“辽宁拉票贿选案”这种把中央反腐的讲话精神、文件精神等不当回事的地方官员腐败案件，其实还有一些。比如说，“江西九江市纪委对星子县委原常委、常务副县长李春滚在任职期间，不仅违反廉洁纪律、国家法律法规，还长期参与以钱为赌注的‘打麻将’活动。有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党员干部赌博现象根深蒂固，有的干部将其作为受贿的通道，谎称‘逢赌必赢’；有的干部为了扳回老本苦练赌技，难以自拔。”[4]再通过对比时间发现，这件事情曝光出来距离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时间，大约有3年左右。也就是说，李春滚的确是没有把“反腐禁令”和党纪国法当回事。

总的来说，以上种种案例我们可以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解释，既是一种政治博弈和政治投机主义，又是一种对抗性政治。主要是权力和心理上的对抗。

我们也不难发现，心理上的对抗本质上是权力之外的那种“文化内因”的对抗。为什么这样说？我们常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会听到“反腐把人弄得请客吃饭都觉得害怕”等等之类的“闲言碎语”，但是这句话背后恰好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中央反腐已经下达到最深层次之中，它直接穿插到了日常生活里，效果明显；第二，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情交往，往往是促使腐败发生的一个温床。比如说，求人办事，总不能“空着手”，毕竟是要“求”，但是为何要用“求”呢？还是资源问题，即资源生产出权力。在不对等的权力结构下，导致“求”变成了行贿和“糖衣炮弹”的助力。所以，中国的某些文化之内在机理和人性中的某些东西，造成了这些隐形“交易”，从而使腐败得以发生。

诚然，“求人办事”故而“要表示表示”，这就构成了利用资源买资源的背后利益交换。本质上，却还是政治行为。因为，里面有太多的钱权色彩。加上，现在的这种权钱交易更加地隐蔽，例如用“微信红包”行贿、用快递邮寄“礼品”而不当面交易等，我们可以把这样的行为称之为“隐形的政治”。它的特点在于：第一，不那么容易发现，特别隐蔽，而且交易也不是那么的“胆大妄为”，但是实质却又是在行贿受贿。第二，交易的时候暗含了明显的“权力-利益互换”。这些都增加了查办的难度，可见我们的反腐工作其实还是比较任重。

二、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根据研究的对象和内容来确定研究的方法。就研究对象而言，是腐败行为，其中包括行贿、受贿等。就研究的内容而言，是在权力运行中被遮蔽的腐败方式。通常，我们很难去纠察，但是又的的确确发生了。

那么，我们怎样去弄到这些一手的材料呢？就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而论，在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阐释社会学”或“理解社会学”当中主要用“田野调查”、“结构式/半结构式访谈”、“参与式观察”等。至于说参与式观察，我们很难做到，因为交易的现场，你不是官员们的“自己人”，所以会遭到排挤。即便是“自己人”，他们也会认为“多一个人，多一份风险”。而结构式访谈，我们又无法轻易地做到和“落马”的官员进行对话，或者找到当初行贿者进行访谈。所以，这些都是非常艰难的材料获取途径。为此，我们主要采取田野调查获得资料。通常，田野调查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传统时期的田野调查；第二种是网络时代的田野调查。不同的是，他们的调查方式和区域是不同的。前者是实地考察，进行观察、访谈、材料收集等；后者是在互联网中进行，用互联网的方法去获取研究需要的材料。本文主要采取的是互联网的田野调查。一方面，因为能力有限，很多重要的、核心的东西很难获取；另一方面，笔者从2013年开始一直从事网络政治学的研究，并且发表过相关文章，故而对网络上的调查方法比较擅长。

接下来，我们要分析的是，放在政治社会学之中，回到对抗性政治的语境下，去阐释高压反腐与腐败隐藏、腐败变形又是怎么回事？也就是说，我们该如何理解这样的现象？这种对抗性又该如何解释？

三、对抗性政治：高压反腐下的腐败变形

据《检查日报》显示：“2012年12月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公车私用、公款送礼等不正之风得到了有效遏制。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监督力度的加大，不正之风‘由明转暗’，披上了一层‘隐身衣’。”[5]问题是，所谓的“隐身衣”到底是什么呢？譬如有网友如此说道：“听说党政机关把公款吃喝都转移到农家乐了。”“不让用公车了，自己搞个私家车，可是费用却不用自己出。”“通过电子商务和快递业务来给领导干部送礼（送电子商务卡），送礼者与收礼者都不需要见面，一条短信、一个微信，就产生和完成了钱权的交易。”“现在收受贿赂都不用现金了，通过透露股票交易内幕实现变相贿赂，这种方式更加隐蔽不容易被发现，说好听一点是炒股赚的，其实就是变相贿赂。”“查干部办公用房时，在办公室门上写一个‘小型会议室’，自己的办公室就成了单位的会议室。”[6]如此等等。事实上，以各种不同手段进行“隐蔽性腐败”是对中央规定的对抗，他们有的巧立名目，有的“挂羊头卖狗肉”，有的甚至“声东击西”，完全是把反腐不当回事，或许是自己觉得“运气好”，才胆敢如此徇私枉法。有的甚至还把“纪委”化为自己的人，[7]盘活自己的势力，此为公然对抗中央反腐。

同时，我们还通过网络调查发现了以下几种上述中未提及的腐败变种：

1.亲缘经济与亲缘腐败，是指领导干部亲属、子女违规经商办企业的现象。“亲缘经济”其实就是传统“亲缘腐败”的变种。亲缘经济就是官商勾结、钱权交易、不当利益输送的结果，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法治，是最易导致腐败的畸形经济。

2.“八项规定实施以来，公车违规一直是发案率最高的类型。从1月1日至4月30日，全国查处‘四风’问题7595起，公车违规占2561起，占到了33.72%，其中不乏‘任性租车’、‘定制假车牌’等新变种。”

3.“截至4月30日全国查处违规公款吃喝问题765起，占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的10.07%。为逃避检查，官员的‘伪装’本领从最初的‘矿泉水瓶里装茅台’、‘红塔山’盒里藏‘熊猫’，演变为‘土会所’、隐秘‘家宴’等等。”

4.“‘以爱之名’受贿听起来更像一个笑话，让人忍俊不禁。对这种腐败的‘新变种’不能等闲视之。贪腐‘夫妻档’对于反腐败斗争来说更具有隐蔽性和迷惑性。”

5.“贪官炒房的‘刚性需求’，不仅成为高房价的‘贡献者’，而且还成为新的腐败变种。在腐败案件中贪官‘拥有多套房产’已成为相似的情节，楼市成‘腐败重灾区’早已是不争的事实。”

以上是在新浪微博社区内收集到的“腐败变形”的资料，当然这仅仅只是一部分，有的来自于民间百姓的“发帖”，有的则是被报道出来的媒体材料。这些腐败的变种、隐形式腐败都几乎是在十八大反腐以后被“爆”出来的。一方面，这些腐败的内容都是非常重大的，比如案例1所呈现出的家族腐败，再譬如案例5所说的“炒房腐败”（其背后就是转移资产和用贪污所得的款子买房，随着房价的暴涨而增加自我收益）等等。更有趣的是，案例3和案例4。把矿泉水瓶里装茅台、把红塔山盒里藏“熊猫”（—种中高档的香烟），虽然说不是什么高技术的腐败手段，但是足以显示隐藏性腐败的本质是想方设法在“包装”上做文章。也如上文所述的，为腐败行为提供“合理性”。具体而言，可以让外界觉得他抽的是便宜的烟，喝的是“矿泉水”，那我怎么腐败了？而事实是，都是“假的”，抽的还是“熊猫”、喝的还是茅台。案例4的“真爱式腐败”更是让人不可思议，在以往的曝光中，有的行贿者，包括色贿赂，被告还声辩和性贿赂者是真爱，以假乱真，以此来降低处罚，比如著名的“雷冠希案”就是如此。这实际上就是滥用人民所赋予的权力表现。[8]

我们可以看到，自2012年召开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对腐败的查处可谓是“动了真格”，据悉：“在被查处的55名高官中，副国级以上共3人，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共7人，中纪委委员1人。”[9]但是，至今过去了3年多时间，还是有人“敢于触摸红线”，敢于玩弄各种政治伎俩去腐败，甚至还出现了一种更加让人莫名其妙的腐败方式——雅贿。“据资料显示，雅贿是行贿者为了讨好附庸风雅的官员，在贿赂方式上产生的新变种。雅贿一改以往直接送真金白银、香车豪宅和有价证券等传统做法，而是投其所好，摇身变成了玉器、青瓷和名人字画等‘雅品’。赤裸裸的金钱交易被遮蔽在貌似文人雅趣的珠帘中，使权钱交易变得更具隐蔽性。”[10]我们需要追问的是，这些腐败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换句话说，是什么促成了腐败屡禁不止的现象？

四、腐败变形的成因：社会运行的文化与权力监督失衡的中国政治

腐败屡禁不止，从逻辑上说是把以往“表面上的腐败”转移到“看不见的地方”，把以前不合理的腐败，现在穿上“合理”的外衣，等等。这些政治对抗性背后的政治行为，往往还不是本质的原因所在。在本文看来，真正让腐败屡禁不止，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是社会运行的文化因素；另外一个是政治结构中的权力失衡。接下来，我们就这两个方面的原因，结合上述中的腐败变种的模式进行论述。

（1）社会运行中的文化因素

社会运行是指社会有机体各部分运作、发挥作用的过程。[11]这个概念似乎又与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AGIL模型）有一定的相似性，主要是指结构中的各个子系统相互运作和彼此作用的过程。那么，如果我们把文化作为整个社会运行中的子系统来看待，它在腐败当中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比如说人与人的交往，需要靠阎云翔所说的“礼物的流动”来维持。就中国本土化的话语语境来说，譬如“赶人情”，意思就是“赶”出来的“人情”，说明要常常走动，不然关系可能就变淡了，而走动不能“光着手”去“走”和“动”。再譬如，有时候，本来是陌生人之间，通过熟人介绍，会成为“朋友”，在“求人办事”的时候，往往就需要“表示表示”、“意思意思”。问题是，这个“表示一下”和“意思一下”就会涉及到“利益”。譬如，A作为被求者，给B办事了，那么从心理学上来说，A会有期待性回报，毕竟他与B之间的交往还不至于到家人关系或者非常好的友人关系。故此，在中国文化之中，A帮人办了事或者碍着第三者的情面帮助B办事了，A就会拿点好处，这一“拿”就会引发腐败。

再比如说，在中国经营关系也需要靠礼物来维持。这个礼物，或许是一盒月饼，也可能是一条烟，或者是两瓶好酒，或者是什么补品等，还有就是送给某官员子女一部手机、送给某官员妻子化妆品等，虽然这里面没有那么明确的、巨额的利益交换，但是维持关系、巴结权力的目的却非常明显了。毕竟中国是一个关系社会，办事也需要讲关系、讲人脉。故而，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小恩小惠，看起来不严重。但是，日久天长之后，小额就变成大额的受贿。

以上是本文对中国文化的某些方面促成腐败的分析。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其他学者的分析。例如赵鹏（2014）就认为：“第一，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权力崇拜有一种潜在的认可，这种认可源于几千年来儒家传统的严格等级制度的影响，在封建等级观念的规制下，每个人都被牢牢固定在各自的等级上，分别隶属于不同的主体；第二，中国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因此，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成的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单位，若干有着血缘关系的家庭构成宗族；第三，官本位思想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产物，深深植根于人们的思想之中。可以说‘官本位’意识在专制社会是无所不在的，它指导着人们的价值选择和心理取向以及人才评价。第四，中国的传统文化崇尚勤俭节约，不要光顾眼前利益，要有长远的规划和眼光，要忍耐退步，要学会忍耐退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息事宁人，自扫自家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特点。”[12]总结一下，赵鹏在这里所说的，无非就是两点：一个就是家族腐败为何会发生，另外一个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塑造出权力为大的金字塔型的政治结构，缺乏监督，而且也不容易监督。恰好，这就是本文所要说的第二点，即监督失衡是导致腐败得以发生的另外一种主要因素。

（2）权力监督失衡的中国政治

缺乏监督，是腐败发生的原因，这一点在学界已经取得了共识，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再阐述：“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才可能杜绝腐败。这恰好说明了，要监督权力，就必须限制权力，尤其是权力滥用所导致的腐败行为和伤害百姓利益的行为。而且，这两种行为，在本文看来最损害党和政府的执政形象和合法性。同时，“《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也指出：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教育是基础，制度是保证，监督是关键，这说明了监督在防范腐败中的核心作用。”[13]那么，我们的政治—权力到底被监督到什么程度？没有被监督的现状又如何呢？譬如《扬子晚报》在2011年4月24日发表了一则评论员文章，该文谈到：“江苏宿迁市作风大会播出暗访视频，一名机关工作人员在上班期间上网玩游戏时，被暗访人员拍个正着，该工作人员恼羞成怒，厉声质问起暗访人员：‘你叫什么名字？怎么进来的？’”[14]这句话，还不仅仅体现出无监督的社会事实，而且还体现出公权力的傲慢。而类似这样的情况，还不是少数。

进一步地说，为何权力腐败就没有监督呢？难道我们真的没有监督权力的东西吗？有学者谈到：“我们从来不缺好的制度，缺的只是有效地监督以及对法律法规的落实。我们都知道，许多公务员在上班期间玩游戏、打扑克、看电影、炒股，有个别的，还将办公场合直接搬到了娱乐场所，倘若监督到位，这些行为定然有所收手。”[15]许耀桐也认为：“我国对权力进行监督制约的部门机构已经不少，体系也很完整。但是，由于现有的三大部门机构对于所监督的权力主体，形不成独立的权力制约关系，因此难以收到有效的监督效果。我国虽有进行权力监督制约的三大机构，但它们实际上都要受到党委和政府的领导，这是一个根本的弊端。”[16]所以要想从根本上杜绝腐败，就需要做到两个维度的努力：一是加强执行和落实既定的政策和制度。二是加强对公检法机关的监督。如此才可以起到监督的效果。

进而，如果想增加对权力的制衡，除了司法监督以外，必须尊重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马克思就认为，普选权不能仅仅被当作统治阶级手中的玩物，只是让人民每隔几年行使一次，来选举议会制下的阶级统治的工具；人民群众不仅要有选举权，还要有被选举权，必须打破专职制、等级制，由普通群众选举出自己的代表直接参与社会管理；而且，不仅要有选举权，还要有监督权、罢免权。”[17]同时，本文更要强调的是：我们还要注重网络监督。这是另外一种比较新型的“政治博弈”模式，也是高效、便捷的腐败监督模式。同时，对于监督者而言，更加安全和低成本。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8]所以，从文化、制度的设计与落实上，我们都需要下足功夫，才不至于出现危害百姓的腐败行为，才不至于出现类似案例1-5那些“隐形腐败”行为。

五、余论

从上文的分析来看，主要还是中国这个社会中的文化因素和制度落实不到位，从而让腐败夹杂在“生活”当中，困扰着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和政治形象。问题是，腐败还会导致“亡党亡国”的风险，比如前苏联。习近平总书记也曾说：“腐败是社会毒瘤。如果任凭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我们党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是深刻总结了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的。中国历史上因为统治集团严重腐败导致人亡政息的例子比比皆是，当今世界上由于执政党腐化堕落、严重脱离群众导致失去政权的例子也不胜枚举啊！”所以，我们必须切实地做到有腐必反，从根源上去抓、去改善，才能长治久安、才能重拾民心。

而就目前所出现的腐败现象，用马克思的话来理解，即为“就单个的官僚来说，国家的目的变成了他的私人目的，变成了追逐高位、谋求发迹。……这些官僚政客，‘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19]所以，腐败变形的问题在于个别官员颠倒了角色，不知道自己是人民的公仆，这就促成了他们胆敢在“十八大”以后继续徇私舞弊。

总的来说，十八大以后的“高压反腐”（运动反腐+制度反腐+权力反腐+网络反腐）的确起到了震慑和治理腐败的作用，但是在这种高压环境下，还是有一些新的腐败现象出现，有一些隐性的腐败行为发生。为何如此？回到我们开篇所说的，关键还是要靠两点：一个是文化，一个是制度。否则，腐败不绝，甚至“高压反腐”结束之后，还可能大幅度反弹，使腐败变得更厉害，那就极可能会导致民心不安、不满和不悦。所以我们必须坚持制度反腐。

参考文献、注释：略。

（刘晨，澳门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陈建平，福建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来源：《党政研究》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