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对中国南疆西双版纳勐腊县的田野调查，试图了解当下云南边境地区国家在场面临的困境以及这一困境对其自身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影响。通过分析困境产生的历史与现实原因，从而推演出这一地区少数民族基于自身血缘和地缘关系所形成的认同场域，与国家实体边界所界定的在边境空间应具有的认同场域难以吻合，并且边境线之于边民的政治性意义与边民的日常生活实践亦难以统合。边境线在强调维系国家认同的同时，割裂了民族认同的维系，从而出现非法跨境以及国家的暂时退场。

关键词：边境线；国家在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勐腊县

引言

边境泛指国家领土的边缘地区，是紧靠国家边界向内侧的一定纵深的带状地区。鉴于中国的边疆地区十分辽阔，因此本文选取了边疆地区更具内生性与地缘特征的区域——边境，作为研究内容的空间展演之地。边境是边疆各种文化与认同碰撞最为集中的地区，这一区域性特点又因边境线的存在而被放大，由此可以更加清晰地观察到边境上民族认同与国家互动关系下的边民日常生活，以及边境地区基于民族认同的国家在场的困境。在边境线上，无论是国家意志力的体现，还是国家认同的体会，都比其他地方更为清晰。在这里，国家的基层“代理人”，即边境管理部门的最终目的是保卫国家边境稳定与安全，维护当地社会的和谐稳定。换言之，边境管理部门在边民社会中致力于强化国家概念，并将国家认同融人日常实践。在边境这一多民族聚居、地缘特征强烈的场域里，国家的形象被放大，被更加清晰化，因此民族认同及国家在场在边境县这一基层社会的展演变得更为生动与具体。

云南省地处我国西南边疆，边境管理形势严峻，国家在场面临诸多困境。这里不仅有历史遗留问题，还有社会经济发展趋势下产生的新问题，这些问题给当地社会带来周期性的“小动荡”。本文的田野点位于云南西双版纳最南部边境的勐腊县，作为与老挝、缅甸毗邻的边境县，由于历史划界的影响，族源的同宗性以及生计方式的同质性使得这里边境两国的村民来往较为密切，加之边境地区缺乏天然屏障，非法便道（当地人称“小路”或“便道”）很多，边境管理在走私、缉毒、反恐等方面工作难度较大。另外，这一地区是傣族、瑶族、哈尼族等少数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地方，国家层面的边境管理在与当地社会丰富的民族文化碰撞之时产生了与其他地方不一样的火花。以上这些问题为云南边境管理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即这一地区各民族基于自身血缘和地缘关系所形成的认同场域，与国家实体边界所界定的在边境空间是不完全吻合的。这一地区少数边民的国家认同会随着国家边疆政策的不同、边境管理方式的差异，以及相邻国家之间的关系乃至经济因素而产生摇摆，而这种摇摆必然影响当地社会的稳定与安全。通过田野调查，本文希望能够回答以下几个问题：国家在场在西双版纳边境县的展演及面临的困境是怎样的？边境线的政治性除了主权这一基本内涵之外，对于边民还意味着什么？当地边民民族认同主导下的日常惯习对于边境县国家在场的影响是什么？带着这些问题，本文将展开以下讨论。

一、国家在场下的边境

关于国家的概念有多种解释：韦伯认为“国家是统治阶级以合法身份使用暴力的组织？？强制性构成了国家的核心要义？？国家是统治者的关系集合”；安东尼·吉登斯指出国家“有时指政府机构，有时指归这些政府机构所支配的整个社会体系”；弗兰茨·奥本海认为“‘国家’是通过政治手段而联系起来的人与人之之间关系的总和”。以上这些概念都包含了国家的一些共同特质，即倾向于统治与政治。然而乔什·s·米格代尔则借用了布迪厄的“场域”概念，给国家下的定义里包含了观念和实践两个方面。他认为“国家是一个权力的场域，其标志是使用暴力和威胁使用暴力，并为以下两个方面所形塑：1）一个领土内具有凝聚性和控制力的、代表生活于领土之上的民众的组织的观念；2）国家各个组成部分的实际实践”。他在国家的定义里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性，即所谓日常活动的重要性。本文对于边境线上的认同与国家在场的讨论，就是基于国家在边民日常生活中的展演，这种展演的政治性意义以及这一意义对于边民认同的影响。国家在边民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形式由于边境线的存在，形成了与其他地区不一样的形态，其中最为直接的部分就是边境管理。边境管理的困难之处与边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国家通过边境管理制度参与边民的日常生活，形成国家与边民生活社会的互动关系。

学术界关于国家与社会研究范式的取向，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国家与社会二元分化研究的取向，即“国家中心论”与“社会中心论”。张静认为前者的核心是“国家中心”说，强调国家的自主性是因为它具有组织资源、推进发展的“行动者”角色功能；后者的核心是“公民社会”说，认为发展的动力存在于社会之中，国家对于社会是一种限制性力量，因而它的干预越少越好。另一种取向开始于2O世纪90年代，一些学者尝试破除二分，建立“社会中的国家”取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乔什·s·米格代尔，他认为“社会中的国家”这一方法可以“使研究者注意国家和社会彼此之间分组整合及其合纵连横等互动过程，以及国家同其试图控制、影响的社会群体之间的互动过程。国家既以整体的形式又通过其组成部分与其他因素互动，并在这种互动中被构建或重构，发明或重新发明”。其实，米格代尔关于“社会中的国家”研究取向的提出已经不再是二元分化的研究了。在他看来，国家与社会是互构的，互相影响的。国家与社会之间他所谓的“结合点、联系与分离”其实是已经从国家社会关系中抽取出来的另外一个空间了，或者说是联系国家与社会的桥梁。

综上，在国家社会关系研究，即国家在场相关理论的研究中，无论二分、互构抑或嵌入作为一种研究取向，都为国家社会关系的研究提供了多元选择。而在本文中，国家社会关系并不是明确的二元结构，因为在边境管理事务中，国家与社会有着密切互动的。国家在制度层面的规定对于边民社会的稳定有很大的影响。国家在场在边境线上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以边境派出所为国家代理人的基层单位与边民在日常生活以及口岸、通道的出入境方面的互动关系。这一互动关系更多呈现的是国家对于边民的出入境管理以及与边民相关的“物”的出入境管理，而在边境县勐腊，国家在场的实现在这种关系中基于自然历史原因以及现实原因存在一定的困难。在笔者的访谈中，治安问题在这里较之内地要少得多，因为当地少数民族民风特别淳朴，这里的社会问题更多地带有“地域特色”。这些问题可以总体概括为非法的越境——无论是物品的走私还是“三非人员”的产生，这些不通过正当程序跨越边境线的种种实践成为云南南部边境的安全隐患，也使得国家层面的边境管理政策在这里也难以均质化的实施。

纵观西双版纳的地理环境与边贸历史，这一区域与缅甸、老挝、越南等国家有着源远流长的纽带联系，并与这些国家互通有无。“据历史考证，早在商朝建立之初，大约2000多年前，云南与东南亚地区就已经出现了民间贸易往来”。尤其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联结对云南边境贸易有着积极的影响，王朝时期云南边境贸易利用这条路与世界联系在了一起。因此边民与邻国的互动十分的频繁，跨境民族也随之产生，国家在场面临的问题也就跃然纸上。西双版纳位于云南省南部边疆，东南和西南面与老挝、缅甸接壤，国境线长达966.3公里。“古称勐泐，明代才称作西双版纳。在明代之前为我国古越人后裔之一的傣族先民时代居住地”。“全州的山地面积为18000多平方公里，占全州总面积的95.1%。”本文的田野点勐腊县“是中国云南省最南端的一个边境县，隶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东部和南部与老挝接壤，西边与缅甸隔江相望。国境线长740.8公里。”由于这里山地面积广阔，无天然屏障，边境线又长，导致国家对于当地的边境管理难度极大，通过非法便道出入的毒品问题、走私问题等成为当地最突出的问题。

“在中越、中老边境地区，一些贩毒分子，利用跨境民族走亲串友、通商互市、人熟地熟的便利大肆贩毒，增大了禁毒工作的复杂性和难度。贩毒活动使边境地区各族人民深受其害，一些人因此染上毒瘾、患上艾滋病，身心受到极大损害。而吸毒、贩毒扰乱社会治安，阻碍当地的经济发展，影响或破坏边境部分地区的稳定，在经济利益和其他因素的驱使下，一部分人铤而走险，沦为毒品犯罪的牺牲品。”通过正常渠道，毒品很难进入。然而，不法分子通过熟悉地形的当地边民带路，他们才能在群山绵延中找到方向，走私毒品。不仅是毒品问题，对于这里的边境，“三非人员”对于非法便道的使用同样打破了当地边民的日常生活。因此，利用非法便道进出的毒品、人员为边境管理带来诸多困难，使得以边防派出所为“基层代理人”的国家与当地边民的日常生活发生摩擦。另外，边境地区国家在场的实现主要依托边境管理制度完成，但是“现代国家机器的基本特征就是简单化，国家的简单化就像是张简略的地图。它们并未成功地表达它们所要描述的真实社会活动”，对于制度也一样，正如斯科特所言，这种对“自然和社会的管理制度——也就是上面所说的能够重塑社会的国家的简单化”会对当地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因此，国家在边境地区治理的初衷可能会因为制度的均质化特征而难以实现。

二、边界线：空间与时间的割裂

“2000多年的历史中，云南的边界一直处于变动不居、活动不定的状态。今天云南的边界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东南亚诸国，蚕食云南边境，清政府妥协退让形成的。”随着现代意义的国家产生，边境线成为国家边境地区的屏障，也成为完整国家意义的一部分。由于西双版纳的地形特征，边境线的设立不像其他平原地区，很多界碑和边界线的设立都在山上。边境线在山上，所以边境线划分的是一个立体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自上而下生活的有瑶族、哈尼族和傣族。

关于以上的空间排序，当地也有一种说法，这种空间序列是各个民族自己争取的，势力强大的就能获得地理位置好的地区，“傣族社区在西双版纳的地理位置、地形是最好的”，傣族生活在山间的坝子上，西双版纳的地理特征就是高山多，山问的盆地也就是当地人称的坝子面积很少，因为有河流蜿蜒穿流于其中，为种植创造了有利条件。坝子里最适宜种植水稻和热带作物。“在盆地周围形成湖积湖蚀、坡积或冲积扇台地，地形平缓，土层深厚，排水良好。在海拔800米以下的地带是种植橡胶的理想地带，可以发展热带经济作为种植业；在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问盆地周围可种植水果、茶叶、甘蔗等，部分坡度较小的坡地可做旱田。”傣族聚居的社区里土地非常肥沃，走进傣族的寨子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寨子里长着有各种各样的水果，之所以说“长着”而不是“种着”就是因为土地太肥了，他们没有刻意地种，各种各样的水果就自己长出来了，有香蕉、火龙果、木瓜、柁果、李子等等。新中国成立以前，哈尼族“多居于山区，从事轮歇游耕的农业生产”，尔后勐腊地区的哈尼族虽然有迁往河谷、平坝地区定居，但在当地人的记忆中，他们仍然是住在山区的民族，没有傣族“有钱”。在橡胶没有大规模种植之前，哈尼族的生活是比不上坝子里的，但随着橡胶种植的普及以及国际橡胶价格的猛涨，有一段时间哈尼族的生活是最优渥的。住在最高处的瑶族，由于人数上的悬殊以及生活习惯上的原因，使得他们安于山上相对贫乏的生活，但据当地人说他们的幸福指数很高，虽然经济上不如山下的人，但每天晒晒太阳能够温饱他们就很幸福。

边界线对空间的割裂尤其体现在“路程”的改变上，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他们不被允许直接在山上跨过那条边界线到对面去，而是要先下山到离自己很远的通道或口岸出入境，然后再上山到达目的地。对于边民来说，本来简单的直线距离变成了需要绕圈的路程，边界线对于空问的这种划分直接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成本或贸易成本。边境线一刀切的空间划分对于居住在山上的边民，也就是这些瑶族和哈尼族来说，可以称得上一种强制的改变，是对其生活空间的隔断。当然，这种隔断也是基于对他们日常生活的保护，国家在边境管理的政策实施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保障这一方土地的安全，维护当地社会的和谐，当地边民也理解这些政策的缘由，但是由于这些边民日积月累的生活陨习”很难改变，有时出于单纯的“图方便”的目的，他们会忽视边境线“空间”的割裂作用，而直接“直线”跨境到国外去。

边界线对于时间的割裂体现在对历史上就形成的生活方式的改变。边民的生活在没有这条线之前一直都是相互通婚，走亲戚进行日常的交往。国界以前不是很清晰的时候可能都是一家人，一个山头隔着一个山头，一家人走亲戚什么的都走那个便道，等到后来国界清晰了以后，相当于人为地把他分成两个国家。这条边界线的存在，使得当地边民很难延续一些以往的生活惯习，尤其是对于边境线两边的边民交往而言，日常生活变得十分不方便。因为对于当地边境管理单位而言，他们通过山上非法便道的跨境就是非法出入境，因为没有按照制定的通道合法出人境。但对于边民来说，那里本来就有一条路，边民是照旧的日常生活，也是边民之间的正常往来。因此，边界线对于时间的割裂，即对有史以来传承下来的生活惯习的打破是国家在场所遇到的最大困境。

三、边界线之于边民：政治抑或生活

从国家角度来看，边界线代表的意义是政治性的，是代表主权的，是不能侵犯的，但是，当这条政治线划到边民的日常生活中时，在边境管理的过程中，边境线对于边民仅仅是日常生活的不便，那么这种边境管理中的非法跨境行为在边民的语境中到底意味着什么？“由现代制度所引起的日常生活之嬗变，以一种直接的方式与个体生活融合，进而与人的‘自我’（self）交织在一起。”基于边境线的边境管理制度引起的当地边民日常生活的嬗变在与边民“自我”交织的过程中，表现的更多的是身体的“政治性”以及边民惯习的维持与生活成本的节约。

（一）边境线的隐喻——制度与身体的政治性

“管好一片地（边疆地区），守住一条线（边界线），是历代边疆政策的基本目的。”因此，边境线的背后更多的是政治，是国家治理边疆的政策的体现。在边境线周围，边防派出所等基层单位是与边民的生活最直接发生关系的国家在边境管理事务上的“代理人”，他们负责维护国家主权，并推行国家在边境管理方面的政策，使之与边民的生活更加的统合。因此，边境管理的制度性特征联结着国家与边民，二者出于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在边境线上生产出政治意义。这一意义的生产不仅包括主权与制度，还包括身体的政治性，即对于边民身体的规训。

表面看来，边境线上基于国家机器——边境武警部队运行的制度性措施使得边境线周围的生活空间充满政治色彩，并且这种色彩尤其体现在边防武警部队对于边境线非法跨境行为的管理上。“警察起到维持社会秩序的作用，建立统治的社会基础。它位于社会基层的第一线——国家与社会的接点上，同时，警察会增强政治色彩，而且作为为数不多的支持国家政权的力量之一，加强它的作用”。当然，边境地区的特殊性在于该区域是由边防武警部队负责治安，而非由警察负责，但是边境地区的边防武警和警察所起到的作用是一样的，即维护当地秩序的同时，增加了这里的政治色彩并在边民中强化国家的概念。

如果更深层次地讨论政治性的存在，那么边境线对于边民身体不能非法跨境的规训就是一种“政治解剖学”或“权力力学”，这种福柯解释为“人体正在进入一种探究它，打碎它和重新编排它的权力机制”，这种机制的“目标不是增强人体的技能，也不是强化对人体的征服，而是要建立一种关系，要通过这种机制本身来使人体在变得更有用时也变得更顺从，或者因更顺从而变得更有用”。国家在边境线就是要建立这样一种关系，通过制度性的机制获得边民身体上的顺从，即通过对边民身体不能非法跨境的规训来实现边境的和谐与稳定。边民在边界线上的非法跨境，对于普通边民来讲，就是身体逾越了那条象征国家主权的线。然而，从国家层面来讲，边境管理的困难之处就在于这种逾越背后所衍生出来的一系列问题。边民能够觉察到边境线的政治性，但是其自身身体的政治性意义及其背后的“权力力学”是他们不曾觉察的，这种力学的“主要宗旨是增强每个人对自身肉体的控制”，但是在跨出边境线那一步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失去了对自身的控制，从而失去自身的“政治性”，也使得边境线的政治性失去意义。

诚然，边境线的政治性包括了边境线代表国家主权这一意义以及边民身体的政治性规训，然而对于当地边民来说，尤其是对于西双版纳地区直接由原始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的少数民族来说，国界、主权、侵略这些关键词与他们的日常生活似乎联系不大，他们在边境线出现之前就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与民族文化生活在这里，随着现代国家秩序的建立，边境线突然进入他们的生活，这条颇具政治色彩的“线”对他们的影响更多的是生活的不便与行为的规训。由于历史原因，与其他边境线周围基本无人居住，边境线远离人群的地区不同，在这里，无论是界碑还是边界线都直接进入了边民的生活，就在边民的橡胶地里或者家的旁边，每天赶着牛羊就会路过这些界碑和边境线。界碑和边境线作为非法跨境的一种警示标示，强化了国家在场的边境地区的展演，并且更大的作用是提醒与加强当地边民对于“国家”这一概念的认知。

（二）非法跨境——日常生活惯习的维持

非法跨境在边民的日常中更多的是非法便道的穿越，本文中讨论的跨境主体不是有组织的犯罪分子，而只是生活在边境线附近的边民。非法跨境依托非法便道，而非法便道就是一条条不起眼的小路，一般分为通车的和只能走人的。这些路除了历史上就存在的，还有新增的，并且呈现渐渐增长的趋势，即边民图方便到对面去而砍掉树木形成的小路，这种小路如果不加以制止，边民就会通过砍路边的树继续加宽。这种小道便道的产生不像是在平地上修路那么消耗人力与财力，只需要边民砍树就可以随时出现，这也是非法便道屡禁不止的另一个原因，即便道的出现和位置呈现出一种随意性与不可控性。对于边民来说，通过非法便道的跨境行为只是日常生活惯习的维系，只是为了更好的方便日常生活而已。由于“多数国家都比它们所管理的社会更‘年轻’”，因此边境线的设立远远晚于这些边民生活的历史，当这条边境线出现在他们生活中时，更多的是一种不方便。当地边民为了维持原本的生活状态，即历史上就形成并延续至今的生活方式，他们选择忽略那条边界线，忽略需要绕道很远的口岸或通道，他们虽然知道自己的行为是不合法的，但迫于生活所需及生活成本的控制不得不选择非法跨境。

例如，边民需要去边界线的对面也就是离自己几米的地方砍一些喂牲畜的东西，正常跨境的时间成本是这么计算的：骑摩托车下山（都是山路，而非柏油路），到达可以出入境的口岸，过到对岸再开车上山到达目的地，这个过程一般都需要几个小时；而非法跨境的时间成本只是将脚跨过去，砍了东西回来，这个过程大概几分钟。这个时间成本的计算再简单不过，所以对于边民的日常生活而言，他们可能考虑的并不多，仅仅是为了节约时间。另外，对于从事贸易的边民来说，成本控制尤其是生意中需要控制的一个环节，比如老挝的货物要过来，如果走勐腊县的国家级磨憨口岸，他可能要绕三四百公里，走上一两天，这不仅是时间成本的损失，而且有时运输的西瓜、香蕉等水果很容易就腐败了。因此，无论是对于边民的13常生活还是经济生活而言，这种成本的计算对于人民的日常生活是极为重要的，决定了人们生活的质量与幸福感的获得。

“人们更多强调的是捍卫和加强‘我们的’群体的紧迫性，或以我们的生活方式反对“他们的”生活方式的或侵略，或干涉，或扩张性的影响。”边界线的存在对于当地边民的生活而言是有干涉甚至侵略的影响的。然而设置边界线的初衷是出于政治目的维护国家主权，边境管理也是针对违反边境管理制度的少数人。这里的现实是边民跨境所进行的生活行为其实并未对边境管理带来极大的危害，真正的威胁来自不法分子利用边民使用非法变道进行的各种走私活动。然而边民的跨境和不法分子的跨境难以清楚的割裂区分，而这恰恰是边境管理的困难所在。边境管理的并非是边民的正常生活，而是犯罪分子的非法跨境与走私，但是不法分子的犯罪行为穿插进入了边民的日常生活，难以区分。

结论：血缘纽带下认同的维系与断裂

尼尔·麦考密克（Neil MacCormick）曾讨论“是什么使得‘民族’或‘国家’成为人的归属，而不仅是在地图上随意标出的一块地方？在当代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中，有两种观点较为突出。一种观点强调公民机制、公开办公、代表公众的官员和世俗的教会，在一定的领土范围内有共同的、权威的规定，认为是这些界定了国家以及生活在其中的民族。另一种观点强调共同的种族和文化、共同的语言和历史以及先辈的奋斗历程，认为民族是命运共同体，是族裔血缘共同体。”因此，对于历代就生活在边境地区的边民来讲，基于血缘的民族认同是他们归属于这片土地的最直接原因，然而这种基于血缘的民族认同与基于边境线的国家认同在围绕边境线的跨境实践中存在着断裂与维系，他们的归属感首先来源于民族共有的文化、地域、历史记忆等，进而才归属于内心的国家认同，虽然这种国家认同并不能阻止他们的非法跨境实践。

边境线的划分维系了国家认同。正是因为边界线的存在，当地边民很清楚“线”那边是老挝的人，是缅甸的人，而他们是中国人。然而，从少数民族自身的民族认同而言，这一边界割裂了这种关系，使得他们民族之间的正常交往因为那条边界线而变得复杂，因此他们选择非法跨境来维系这一关系，跨境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是一种民族认同的维系。这种维系是基于血缘纽带的，本来就是一家人或者两个跨边境线而居的村子相互之间的联姻是这种血缘纽带存在的最直接原因。边界线的划分是国与国之间的，但是这条线划到当地社会中时，是对当地边民血缘纽带的割裂，这种基于血缘的纽带不可能因为边界线而消失。

一般来说，对于非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通过中华民族这一“国族”概念，国家认同是可以覆盖民族认同的。换言之，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都统合于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之中并最终归一。当然。关于“国族”形成的路径，学者们尚存争议，无论是坚持“国族”属于人为的主观构建，即“想象的共同体”的理论，还是国族基于民族而产生的理论，这些都表明了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基本是并存的。对于西双版纳边境县的少数民族而言，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在生活中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他们对于民族认同的概念是基于同一个民族的，但是由于边境线的存在而生成的跨境民族使得他们的民族认同也出现了跨境的意义。然而，从国家认同的角度观察当地边民，这些边民的国家认同感非常强烈，“中国人”的概念是根深蒂固的，不需要宣传强化。在他者看来，吊诡的是这种强烈的国家认同感在他们的日常跨境行为中却难以体现，国家在场在他们日常跨境行为中逐渐淡出，存在的只有他们的生活惯习，即基于血缘纽带下的相互交往与生活方式。换言之，在这片少数民族聚居的边境地区，更多的是国家认同下的国家“不在场”实践，以及基于民族认同的日常生活惯习。

综上可以看出，边境线上的认同是基于血缘纽带维系的民族认同以及基于民族认同而形成的国家认同二者的统一。由于历史记忆与文化的影响，使得现代国家的标志性存在——“边境线”——不能彻底地实现阻隔边民跨界的目的。这种出于制度的政治性以及维持边民身体“权力机制”的要求是为了实现国家在场。然而，国家在场在边境地区面临诸多困境，难以实现对于边民非法跨境的规训。究其原因，国家在场的困境不仅在于历史遗留问题，也不仅在于单纯出于维系生活惯习的边民，而在于以边民角色活跃在边境地区的超越日常生活的人。

参考文献：略。

（吴曼，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来源：《广西民族研究》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