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农村减贫扶贫保障政策深入推进，农村贫困问题得以有效缓解，但农村老年贫困问题日渐凸显，成为阻碍民生发展的绊脚石。基于社会学场域理论并结合田野调查资料研究发现，农村老年贫困场域变化的新趋势包括农村长老统治边缘化、财富代际转移过早化、劳动人口流动高频化、村庄社会团结式微化。这些因素互为作用，共同构成农村老年贫困的新型场域，是农村老年贫困问题的基础性原因。

关键词：农村老年贫困；场域；后乡土社会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反贫困战略的深入推进，我国在扶贫脱困方面成效显著，贫困群体规模大幅缩小，贫困发生率有所降低。据统计，在30多年的农村扶贫治理中，贫困人口数量由2000年的9422万人下降为2010年的2688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到2.8%。但是，相较其他贫困群体而言，农村老年贫困降幅有限，甚至出现贫困固化趋势。现阶段，我国已迈入快速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口基数庞大，增速加快，成为世界上唯一老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虽然现今城乡人口势均力敌，但农村仍是老年人口的主要聚居地。已有调查显示，农村老年贫困人口数量至少1400万，农村老年贫困率为10%以上，加之传统乡土社会的激烈变革以及城乡社会保障的巨大差距，农村老年贫困问题十分突出。

联合国与世界卫生组织视60岁及以上的人口为老年人口。近年来，老年贫困问题因其复杂性和社会性，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测量老年经济贫困的方法多样，主要有贫困线法、恩格尔系数法和主观感觉法。随着社会发展，老年群体需求多样化，健康支持与精神慰藉需求度增加，单纯经济指标难以对贫困程度准确衡量，老年人的居住环境、身心健康及情感支持等方面均应纳入老年贫困的研究之中。此外，子女数量也是影响老年贫困的重要因素，独居老人陷入贫困的风险更高，留守老人是最容易被边缘化和遭受贫困的群体，无退休金老人陷入经济贫困的风险是有退休金老人的22倍。尽管贫困问题激起学术界广泛研究，但研究内容多停留在贫困程度测量、贫困原因分析及解决对策上，忽视了乡土社会场域变化对农村老年贫困的基础性影响。本文基于社会学场域理论，从宏微观双重层面全面分析农村老年贫困形成或加剧的社会根源，为农村反贫困措施改革提供认识基础。

笔者选取田野调查法，用深度访谈法和参与式观察法收集资料，于2016年6月—2016年9月深入山东省L市T村，客观真实记录该村贫困老人的日常生活及所遇困境。T村地处平原，共有872户，常住人口2018人，村民小组8个，人均耕田1000m2，无驻村企业，姓氏结构较分散。村内老人以务农为主，村内约60%的青壮年以在乡打工为主，约25%的青壮年外出打工，属于典型的现代北方乡村。笔者认为，人类生活状态的差异性受动态复杂的社会场域影响，农村老年群体在后乡土社会场域中不断形塑，弱势化趋势凸显，易陷入贫困危机。因此，笔者以选定的村庄场域变化为研究思路，从村庄本体出发，分析农村老年贫困的社会环境，增强对社会转型过渡期发展负效应的认识，探寻应对农村老年贫困的根源性举措。

二、后乡土社会的理论溯源与概念定义

在后乡土社会研究的理论基础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有场域理论和差序格局理论。基于两大理论，笔者分别对乡土社会和后乡土社会两大概念进行定义。

（一）场域理论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提出场域理论，他认为场域是一个社会建构空间，行动者根据他们在空间里所占据的位置进行争夺，以求改变或力图维持其空间的范围或形式。而决定这些位置的因素主要存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不同类型的权力和资本分配结构中，各种位置实际和潜在处境；二是这些位置彼此之间的客观关系。场域既代表社会结构，又代表关系网络。一方面，对置身场域的行动者而言，场域限定参与者行为，形塑其行为惯习。外在影响因素不会直接作用于场域内部行动者，而是通过场域内特定力量的预先形塑过程对参与者行为造成影响。另一方面，行动者并非受场域结构的被动限制，而是可依靠资本数量主动调整场域内部结构。布迪厄认为各式各样的场域充斥着社会空间，而社会分化导致场域自主化，使得某一场域极力摆脱其他场域影响或限制，体现自身场域特殊性，形塑多样化的场域。为说明场域自主性，他将社会空间分为限定场域和大规模场域。限定场域是指因场域自身特殊化而共同拓展的社会空间，是场域内行动者采取行动的社会环境，具有较强的自主性。而大规模场域是指扩大化的社会场域，渗透进更多的社会力量和世俗力量，受到更多外部因素影响，边界模糊，特殊性不高。村庄是典型的限定场域，村庄对内在利益与外在因素的反应受制于村庄特定场域，主要受收支情况、人口规模、家庭类型等结构因素和人口流动、社会团结（特指在乡土中一种并无具体目的而因地缘而发生的有机团结）等行动倾向影响。

（二）差序格局理论

费孝通用“乡土中国”对我国传统社会进行高度概括，而差序格局是乡土中国的基本结构属性。他将社会格局比作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产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具体而言，差序格局的特征有：一是长老统治，即一种包含不民主的横暴权力、民主的同意权力和教化权力等较为复杂的权力结构。二是差序等级，即横向意义上的“差”象征家庭规模，纵向意义上的“序”象征伦常等级，讲究长幼、亲疏，强调血缘、地缘；三是礼治规则，即维持社会秩序靠的是人际关系而非法治规则；四是圈层弹性，即圈层大小取决于中心势力强弱，二者呈正相关关系。笔者认为村庄是一个富有伸缩性的社会关系网络，差序格局就像“无形的手”影响着农村社会格局的变动。在社会转型重塑进程中，传统乡土社会正向现代都市社会迈进，原有差序格局受到一定程度上的消解和重构，影响农村不同人群生活状态。

（三）乡土社会概念

费孝通先生提出“乡土社会”概念，认为中国基层社会具有乡土性。它并不是虚构，也不是理想，而是存在于具体事物中的普遍性质，是通过人们认识过程而形成的概念。一方面，从人与时空的相对关系来看，乡土社会特征又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村庄人口的低流动性，“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黏在土地上的”，“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于乡”。二是乡土社会人群职业固定单一，土地情节浓厚，“在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土地是调动农民热情和积极性的激励机制”。另一方面，从人在空间中的排列关系来看，乡土社会是一个具备高度同质性的熟人社会。乡村中人与人之间熟悉度高，人们能对彼此行动进行较为准确的预期，达成较为默契的行为规范，养成基于伦理的信任关系。可以说，乡土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作为地位的农民是一种落后封闭的刻板印象，作为文化的农民则是乡土性的参与者和携带者。总之，乡土社会属于对内熟悉、对外隔阂的保守社会样式。

（四）后乡土社会概念

后乡土社会是指在乡土结构依然存留的情况下，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观念和行为都已经受到现代化的渗透，并或多或少具有现代性特征，也即是，结构基础是乡土的，但精神气质是乡土与现代的混合。后乡土社会是传统乡土社会与现代都市社会相融合的结果，农村人仍以聚村而居为主，但村庄成员的异质性和社会分化程度大为增强。相对于乡土社会，后乡土社会的特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村庄人口流动性提高且流动不确定性增加。城镇职工流动属性为职业性，村庄农民流动属性为收入导向，带有机会主义色彩，并且劳动机会的不确定性导致农民流动的不确定性。二是农民“土气”降低，现代气息变浓。随着职业选择的多样化和土地效益的减弱化，农民对土地的情怀式微，转向从土地中解放的理性实践。三是熟人社会网络拓展淡化。随着社会流动加快、生产类型多样，农民认知范围扩大，活动范围延伸，村落间、城乡间的开放性增强，人们间熟悉程度随着流动性的提高而减弱，基于伦理的人际信任关系日渐淡化。

三、后乡土社会：农村老年贫困基础性场域

贫困概念呈现多维化趋势，老年贫困亦是如此。本文将农村老年贫困定义为农村户籍并居住在农村的60岁及以上的人口在经济、健康和精神等方面的匮乏状态，将心理贫困的操作化指标定位“孤独感”。调研发现，在乡土社会变迁过程中，农村老年人呈现弱权威化趋势，其对后乡土社会场域适应性不足是导致贫困的根源。

（一）农村长老统治边缘化

在社会转型升级过程中，农村出现生产方式现代化、生活方式理性化趋势，消解了农村老年人获取经济收入、参与村庄事务的场域，固化甚至加重农村老年贫困状态。调查发现，致贫的逻辑起点主要有两点。一方面，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冲击传统农业社会时期“长老统治”的绝对优势。在传统农业社会，农耕是人们的生存依赖，而农村老年人凭借其农业经验和家长制优势，掌控家族内部各种资源，是家族权力集中的象征。然而，随着现代生产方式的嵌入，农民逐渐职业化，家庭的生产单位与生活单位脱节，老年人的家长权威与生产经验呈现边际效应递减趋势，并且农业生产及交换的市场化趋势也将缺乏专业技术的老年人排斥在外。T村村主任告诉我们，“村里7年前把一大半土地承包出去，种植经济作物。村里多数老人不能种地了，积蓄也不多，一般都靠子女养活。”T村W大爷说，“现在不比以前生产队的时候，我自己没有地了，承包地咱也种不了，种出来也不懂怎么卖，现在老人跟着儿子吃饱穿暖就知足了。”在变迁中，家庭权力中心实现代际传递，经验已是落伍、顽固的代名词。另一方面，理性化生活方式打破礼俗社会的内在逻辑。礼俗社会契合传统农业社会中人们相互合作的生活状态，老年人是礼俗传承人，通过教化后人来延续生活习惯。然而，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化，礼俗经验被法律知识取代，迎法下乡、文字下乡等消解了传统乡村的礼俗场域和权威体系。T村村主任说，“如今，村民文化水平普遍提高，维权意识增强。家族势力对公共决策不造成威胁，谁有能力听谁的，与年龄无关。”可见，礼俗效力降低和法治意识提升使得家庭邻里矛盾的解决主体由农村老人转为公共机关，老人话语权弱化，陷入“生理—经济—地位”复合型贫困之中。

（二）财富代际转移过早化

农村作为现代化进程的后发场域，其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让农村老人经历“去价值化”的被动转变，加之农村老人财富的代际非均衡转移，加重其贫困状态。后乡土社会延续“重面子”的行事逻辑，攀比心理不降反增。调研发现，在这一场域中，农村老年人迫于“面子”“习俗”将自身财富进行过早的代际转移，形成财富代际削弱，进而增加其生命周期后期的贫困脆弱度。目前，农村老年财富代际削弱方式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子辈婚事。研究发现T村村民普遍运行着“父辈应该帮助子辈置房成家”的习俗。结合访谈资料，笔者大致估算了一下T村男方娶亲的平均费用约30万元，主要包括盖房（或付楼房首付）20万元、彩礼6万元、酒席等其他费用3万元等。女方结婚平均费用约12万元，主要包括买汽车8万元、嫁妆4万元等。T村一位村民在访谈中提到，“现在子女结婚费用真是掏不起，结婚必须有房有车，我们两口子攒的那些钱还不够楼房首付，盖房子也要将近20万。村里家里有两个儿子的压力更是大，大儿子置办上的二儿子也必须有，家家互相攀，生怕比别人矮一头。”经历子代结婚这一流程，父辈的积蓄受到严重剥削，部分老人因子女结婚背负债务，晚年仍要劳动还债。也就是说，为子辈建房或买房的消费支出会将农村老年人卷入贫困之中。二是分家析产。调查发现，T村约90%青壮年在婚后不与父辈一起生活，他们的个人财产观念较强，家族意识淡薄，与父辈财产界限清楚。这些老人多居住在老房当中，无收入来源，子女成婚分家是纯粹的财富倾斜性转移。由此可见，老年人更早更多地向子辈转移财产，削减了农村老年人群的生存资源。这种“互攀比、重面子”的场域是造成农村老年经济贫困的重要因素。

（三）劳动人口流动高频化

目前，青壮年人口流动进入加速期，熟人社会网络空间得以拓展，加之原有计划生育政策的潜在影响，更加重了农村老年空巢现象，心理贫困问题尤为突出。一方面，无论是在乡务工还是在外务工，农村青壮年劳动人口趋向于将农村变成日常居住的栖息地，即注重“差序”“礼俗”“伦理信任”的传统乡土社会被强调“市场规则”“法律意识”的后乡土社会取代。青壮年加速流动与老年人相对固定的分裂化趋势，阻碍了农村老年人体现自身价值、紧跟时代步伐的发展路径，直接加重其贫困程度。访谈中，多数长者表示，“子女在外打工，定期会捎钱回来，生活好了些。子女们在外挣钱不容易，哪里挣得多到哪里去。我们现在老了，跟不上时代潮流。”从这番话中不难发现，农村老年人角色已由乡村格局中的中心位置转向边缘位置。另一方面，农村青壮年人口流动间接增加了农村老年人的空巢比例，加之家庭结构的核心化，其心理贫困程度发生率有所上升。调研发现，在其他因素不变情况下，因子女外出打工而空巢的老年人心理贫困程度远高于非空巢老人，并且伴随着家庭结构的核心化，子女外出打工的社会风险在家庭内部的分散度较低，增加父辈对子女的担忧程度。T村多位老人提到，“子女们成家后整日上班、打工，逢年过节一家人才能聚在一起，我们知道孩子工作忙，想他们了打个电话也生怕影响孩子工作。”可见，农村劳动人口流动加速增加农村老人空巢比例，形塑出农村老年心理贫困的新型场域。当然，本文对农村老年的健康状况衡量方式也采用自评法，并未发现劳动人口流动对农村老人健康贫困的显著影响，此处不予讨论。

（四）村庄社会团结式微化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农村老年贫困问题的社会化根源明显，而针对老年贫困的政策保障与村庄新型场域的嵌合度不足是造成农村社会救助瞄准偏误的重要原因。已有调查发现村庄社会团结程度是村庄减贫扶贫政策状况的最具影响力的变量，其他自变量有可能通过它对因变量产生影响，本文研究也印证了此结论。村庄社会团结指的是村民基于集体意识和社会分工而建立的社会关系网络，抵御共同风险，其集中体现了村庄场域的社会关系网络的紧密程度以及对村民相互交往、合作互助状况的主观综合评价。村庄社会团结度越高，村民对外部环境的内化程度越好，对原有政策的执行能力越强，村庄社会监督网络越好，救助政策执行对象定位的精准性越高。调研发现，T村村民的集体意识淡化，社会分工不明，相互依赖度减弱，偏离出两种社会团结类型的转换逻辑。访谈中，T村村主任表示，“如今村里人各顾各的，脱离村庄集体，加上村里打工的居多，平日联系少，集体意识越来越淡。”在调查过程中，T村村民当被问及“村内救助政策执行情况”时，约75%的受访者多表示“与自己无关”或“不清楚”，并且即便假设村内有社会救助分配不公的现象，多数村民也表明“不愿干涉”“不愿得罪人”。从村民的回答中，我们不难发现，T村的社会团结度较低，职业活动关系网疏离，村庄内部整合度低，监督乏力。在村庄场域动态变化过程中，村民集体意识瓦解速度快于社会分工专业化速度，加之老年人自身消权减能，出现农村老年群体与社会保障政策脱域现象，异化了农村老年保障政策运作的实效性，从而强化了农村老年贫困场域。

四、结论及对策建议

农村老年贫困是多种因素共同形塑的结果，其中村庄场域变化是加重农村老年贫困的基础性因素。在社会转型过渡期，乡土社会场域受到现代化冲击，原有乡土社会关系及其结构消解、重塑，处于弱势地位的老年人承受着经济、身体、心理、社会参与等多方面的边缘化挑战，“去价值化”倾向明显。研究发现，农村长老统治边缘化、财富代际转移过早化、劳动人口流动高频化、村庄社会团结式微化等因素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农村老年贫困的后乡土社会场域，这为探寻农村老年贫困根源、建构农村老年保障体系提供基本认识前提。

在社会发展现代化进程中，共享发展是城乡一体、共同富裕的重要方法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出发点和有力着眼点，因此，关注农村老年贫困问题意义重大。目前，应对农村老年贫困问题的关键是探究形塑新型农村老年贫困场域的破解之道。当然，生产方式现代化、生活方式理性化、人口流动加速化已然成为社会转型的必由之路，由此衍生出的农村老年贫困等潜在问题往往难以改变，必须在制定相应保障政策时将场域因素考虑在内。但在村庄限定性场域下，行动者可打破原有场域限制，主动调整村庄场域格局中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缓解农村老年贫困问题，真正为农村老年人赋权增能。具体建议有：一是重塑“尊老敬老”的价值观念。在社会及政府层面，需建构农村传统手艺传承鼓励政策，注重农村老年人的礼俗传承，保护其经验价值，形塑农村老年人群的社会价值体系。二是保证农村老年人群财富代际转移平衡。推行适宜农民购房贷款的优惠政策，如中国农业银行推行的“农民安家贷”业务，解决农民融资难问题，增强农村子辈自掏腰包进城买房的动力。同时，开发农村老人土地入股、换取经济来源的专有账户，辅之以强制性措施跟进执行。三是完善农村老年保障体系。加大农村老年人保障力度，提高农村社会养老和基本医疗水平，并构建独立完备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体系，试图强化外在监督来巩固村庄内部团结，防止保障错位现象发生。同时，要特别注意农村老年人的精神关怀，增多戏曲、朗诵等公共文化配送次数，发展广场舞等公众活动项目，这样既能强健体魄，又能缓解孤独。四是深入加强对农村老年贫困研究。不仅要细化农村老年贫困的测量维度，而且要加强劳动人口流动导致的空巢老人现象、计划生育政策形成的家庭结构变迁等因素对农村老年贫困的实际关联度和影响力的关注，为农村老年人保障政策的推进提供联动性建议。

本文在研究中仍存在不足之处：一是笔者采取质性研究方式注重分析村庄场域变化对老年贫困的影响，未对农村老年贫困进行操作化指标定义，难以对农村老年人的实际贫困程度进行准确反映。二是调研发现农村老年人健康贫困程度受个体先天因素、后天生活习惯、突发不确定性事件、当地医疗水平等多重因素影响，村庄场域变化对农村老年健康状况影响并不显著，这一结论可能因调查村庄不同存在偏差。不可否认，在社会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农村老年贫困问题关注度日渐升温，国家、社会、个人等多方主体都在为农村老年群体的保障付诸努力，取得显著成效。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农村老年贫困问题的研究将更为深入，农村减贫扶贫政策的可行性、精准性将大幅提升。农村后乡土社会环境进一步革新，将成为积蓄农村老年发展动能的新型场域，成为真正拔除农村老年贫困的发生之源、固化之本。

参考文献：略。

来源：《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学报》2017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