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族、民生、民权的“三阶段”说

民国历史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进步，还是在民族独立方面。曾经有人在谈到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时说：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在中国意味着三个阶段：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实现了民族主义；改革时代中国人民富起来了，实现了民生主义；今后的任务，就是要进一步解决民权主义的问题了。

这个说法的确有见地。尽管民族自立、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在中国的具体实现（含将来可能的实现）时间，有不同的说法，但实现的先后顺序，大概就是那么回事。只是要补充两点：

一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并非只有“民族”的含义，“民权”的含义恐怕更重要，如果民权主义不能实现，最多只能说“中国站起来了”，那和“人民站起来了”还是大有区别的。而“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仅从简单的语义上讲，也应该是两者的共同实现。

如果只讲“中国站起来了”，那么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一直就站得很好，现代民族解放的目标如果只是回到那种状态，还叫什么“新中国”？何况仅从领土上讲，今天的中国比鸦片战争前的清帝国不也还差得远吗（仅从外蒙和外兴安岭两个方向就不言而喻）？因此我们应该明白，现代民族主义的本质本来就是“国民主义（nationalism），而不是“国家主义”（statism）。

二是，即便仅就“中国站起来了”而言，它“实现的顺序”与“争取的顺序”也有所不同，争取民族、民生、民权的斗争，应该说是同时开展的。中国人争取民权的历史，却并不比为民族、民生的斗争晚——如果不是更早的话。

辛亥革命的直接目的，就是推倒皇权，争取“民权”，实现民主共和。虽然这一革命的“民族”色彩也很突出——有些人认为更加突出，但那主要是“驱逐鞑虏”、“排满兴汉”的民族性，与后来“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不是一回事。而且辛亥时期，无论革命派、立宪派乃至清廷新政派，都对庚子时的“反动排外”记忆犹新，十分反感，因此这时的斗争，各方都对列强示好，不能争取到列强支持，也是希望他们中立，至少并没有摆出对抗姿态。

民国时期的外患主要来自日、俄

但民国建立后，中国与列强的国家利益矛盾就凸显出来。尤其是日本与俄国这两个近邻，给中国带来的“外患”，是晚清以来前所未有的。可以说，民国时期的中国，对于其他列强，只有把清末丧失的权益收回多少的问题，没有进一步丧失的问题。而日俄两强的胃口，却比清末时更大，民国政府对日俄的抗争，是极为艰苦的。

而且，这时日俄两强的侵华，与晚清西方列强的侵华，性质上也有所不同。后者主要是谋取“在华利益”，尽管很多确实是不正义的强权利益，但是他们并不想灭亡中国，把中国变成他们统治的殖民地；他们与中国的战争是局部性的，中国战败后丧失给他们的主要是藩属和边疆，除了香港和各地租界这类据点，没有涉及汉族居民为主的大片土地。

日本就不同了，不仅清末就通过甲午战争割去了台湾（以汉族居民为主的一个省），进入民国后，胃口更加膨胀，先是提出“二十一条”，然后出兵侵占东三省，最后更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其自以为得手时，竟公然叫嚣不以民国政府“为谈判对手”，摆出一副吞并中国的架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诚非虚语！

俄国方面，虽然在民国时期经历了由沙俄到苏俄的变化，但其对华野心完全是一脉相承。

晚清时，俄国就是列强中侵占中国领土最多的一个，而且也是首先对大片汉族居住区——东北——下手的，日本人可以说是其学生。日本侵略东北的两大先遣力量“满铁”和“关东军”，就是沿袭俄国东清（中东）路和远东军的先例。如果不是在日俄战争中失败，东北就是俄国人的了。

进入民国后，日俄两国在东北也是且斗且和，但都以中国为牺牲。苏军1929年借中东路事件大举入侵东北、攻陷海拉尔等地、重创东北军的“成功”，不仅为两年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奠定了信心，而且连事变的借口都为日本人所复制：两年前，苏联人出兵，借口是中国侵犯了他们的铁路权益；两年后，日本人制造“柳条湖事件”，也说中国破坏了他们的铁路。

更有甚者，苏俄在武力挫败中国收回中东路权益的企图，严厉报复了中国之后，却把中东路全部卖给了日本，后来更成为轴心国以外承认日本人制造的“满洲国”的惟一重要国家。

更严重的是，俄国虽然在入侵东北上输给了日本，但在中国北方和西北却取得了更大的成功。清末民初沙俄策动蒙古“自治”，民初北京政府出兵重新控制蒙古、恢复主权后，苏俄又挥军入蒙，击败中国军队，使蒙古“独立”，并从此驻重兵于蒙古，直到苏联解体，使蒙古成为苏联的卫星国，并附带吞并了悬隔于蒙古以北的大片中国领土唐努乌梁海。

此后，苏俄先与日本交互承认满、蒙“独立”，实际上是联手瓜分中国领土，后借日本濒败之际，参加对日“最后一战”，不仅把日本败后中国收回的东北权益又切去了一块（中东路、旅顺大连等），完全恢复了沙俄在东北的昔日“光荣”，还借中国内战之机，先后要挟双方承认蒙古独立，从而成为列强中惟一成功地把侵华成果永久化的国家。

盛世才投靠苏俄

而更少被今人提到、但绝非不重要的是：苏俄在西北也曾取得了不亚于在蒙古的进展。

1930年代，苏俄出兵干预新疆内战，扶植盛世才成为“新疆王”。盛世才治下的新疆，虽未宣布“独立”，但完全脱离民国中央政府的控制。苏联不但给盛世才大量军援，还派出苏军精锐机械化部队，常驻新疆——不是驻在国境附近，而是驻在新疆面对内地的门户哈密一带，明摆着就是防范内地中国军队入疆。

那时的新疆，拒挂中华民国国旗，而挂盛氏政权的“六星旗”，新疆不理会中央政府，完全自行其是地发展“苏新关系”、签订各种投靠条约。盛世才本人还秘密加入苏共，持有1859118号党证，并立下效忠誓词。新疆境内的五个苏联领事馆和大量苏联顾问，成为盛氏的“太上皇”，而苏联中亚也公然设立了五个不属于中国外交部的新疆“领事馆”。

盛氏新疆不仅体制高度“苏化”，甚至还按苏联的步调，在新疆内部搞“肃反”、“镇压托派”之类的政治清洗。现在人们都知道盛氏“背叛革命”后杀害了毛泽民、陈潭秋等中共烈士，却很少提到他“革命”时就按共产国际旨意，大搞“红色恐怖”，自行杀害、捕送苏联杀害和配合中国的“斯大林派”，杀害了为数更多的“托派”，包括俞秀松、李特、黄超等著名中国共产党人和杜重远等左派人士。

所以毫不奇怪，当时民国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曾有名言：“人常云，不到西北，不知中国之大；可再加一句，不到西北，亦不知中国之危。”蒋介石则将新疆与东北、外蒙一样视为外国占领区：“新疆已成为东北，当忍之。”（转引自王建朗：《试论抗战后期的新疆内向：基于〈蒋介石日记〉的再探讨》，《晋阳学刊》2011年第1期）

当时人们心目中，新疆与外蒙一样都是苏联控制区，则不言而喻。虽然没有公开宣布“独立”，但事实上盛世才确曾建议新疆独立后加盟苏联，只是苏联认为时机未到，没有同意而已。可以说，那时盛世才依附于苏俄的程度，比伪满依附于日本、外蒙依附于苏联的程度，或许稍逊一点，但是比据称是“日本走狗”的张作霖、段祺瑞，则高出不知几个数量级，南京民国政府受英美影响的程度与之相比，简直不值一提了。

从国家主权的角度讲，新疆、蒙古与东北，当时无疑都是最能体现中国“到了最危险时候”的典型地区。

因此，整个民国时期“中国站起来了”的斗争，对象主要就是日俄两强，向西方列强“收回权益”，只是次要的问题。这是认识民国时期中国所处国际环境的一个基本点。

国内斗争、列强争夺与国权维护

而当时中国国内所处的乱世，对于外争国权而言，也有两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中国的“内乱”自然影响对外御侮的能力。中国参与逐鹿的各派政治势力，都不同程度地借助外援，而所有的外援无论打着什么旗号，也都不是“无私”的，都有“藉仗义之美名，阴以渔猎其资产”（谭嗣同语）的动机，也都借参与中国内争来扩大自己的势力。

但另一方面，逐鹿的各方为争取政治合法性，又都不同程度地把反对“帝国主义”（主要是国内对手所依附的列强）作为“政治正确”，并抨击对手的对外依附。在没有真正的多党宪政的情况下，这种互相抨击也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多元制约，从而确实也对各方扩大对外依附的可能性构成抑阻，不像大一统时代那样，无所顾忌的皇帝可以忽而向所有列强“同时宣战”，忽而又“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同时，各方列强的在华角逐，对他们各自的企图也是一个多元制约因素。尤其是，为了支持他们各自扶植的力量，常常会“归还”一些已攫取的权益，以增加这些力量在国内斗争中的政治合法性。

抗战时期，日本与英法等西方国家都竞相放弃租界、治外法权等在华权益，苏联在1949年与新中国的谈判中承诺减少其在东北的权益，都是这方面的例子。当然，日本人把权益“归还”给自己的“儿皇帝”，只是作秀而已，但西方列强与苏联的上述行动，显然是有利于中国的。

那时，日、俄两强在中国扩张势力，都打着帮助中国对抗“西方帝国主义”的旗号。当然，他们彼此也支持自己在中国的依附者对抗对方的扩张。而当时的欧美列强，英美法在华基本上没有大的矛盾，德国本是野心勃勃的后起列强，从巨野教案、攻占青岛、挂帅八国联军、渗入胶济沿线，19-20世纪之交其在华扩张势头之猛，堪比日俄。但是德国在“一战”中战败，终止了这一势头。

此后，德国虽在欧洲重新崛起，并与英法对立，在中国则由于利益不多，与处于利益守势状态的英法也没什么冲突，因此除了在二战中因同盟关系挺日反英法外，在民国的大部分时期，德国也属于在华“西方”阵营，甚至在早期中日冲突中，从参与李顿调查团到不满南京大屠杀，德国的态度也与英美相仿。

所以，那时列强在中国，主要就是日、俄、“西方”（以英美为主）三方角逐。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抗日、俄侵略扩张的斗争，容易得到西方的同情。这种同情，虽然也并非“无私”，而且由于美国的孤立主义和英法的守势，在除抗战时期以外的多数时段，都显得软弱无力（用当时批评者的话讲，就是有“绥靖”倾向）。

但另一方面，同样正因为美国的孤立倾向和英法的守势倾向，英美法借帮助中国抵抗日、俄为名，扩大自身对华侵略的危险，可以说很小，而在关键时刻（如华盛顿会议和抗战时期），他们一旦放弃孤立和守势，对中国的助力确实很大。

相反地，在中国向西方列强收回权益的正义斗争中，日、俄不仅不帮忙，反而构成更大的阻碍（说详下），而日、俄打着帮助中国反抗“西方”的旗号扩张自己势力的险恶企图，则很容易鱼目混珠，国人如果把握不住底线，就会构成致命大害。

苏俄支持孙中山、盛世才时都打着“反帝”旗号，自不待言，日本人也擅长玩这一手，它发动侵华战争的理由，居然是要从“白人帝国主义”的控制下，“解放黄种人”，团结“大东亚”各国，来摆脱“西方殖民主义”的压迫。日军在攻占西方租界时，曾强迫白人拉黄包车，让中国人坐着招摇过市，接受欢呼鼓噪，以煽起“大东亚”的“反帝”情绪。

伪满、汪伪也都以“反帝”（英美俄）作为投靠日本人的借口，就像盛世才以“反帝”（英美日）作为投靠苏联的借口一样。

评价民国时期外交的标准

平心而论，当时中国国内真正“自力更生”、除思想影响外没有受到外部实力支援的政治力量，大概只有“第三方”，即知识分子为主的中间派，其成员在思想史上可能颇有影响，在当时的政局中却不成气候。

而成了气候的力量，第一都有武力，第二都要借助外援。所以简单地贴“爱国”“卖国”的标签，恐怕是不管用的。从有利于“中国站起来了”的角度讲，评价它们的标准应该有这么几个：

第一，对外依附的程度，是像伪满、汪伪那样完全是“儿皇帝”，像1942年前的盛世才那样基本是外国代理人，还是像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那样基本上独立自主，只是在“弱国无外交”的情况下，才有对外妥协之举？

第二，对外依附的代价，尤其是在一些明显有损于中国、却有利于自己党派利益与个人利益的问题上，持何种态度？外援并非“无私”，通常都是有“代价”的，而且这个代价不只是“口惠”，必须是“实至”，能够做到这一点，必须有相当权力。所以历史上的专制者都是“爱国”的——“国”几乎就是他家的私产，他岂能不爱？但同时也只有他们最能“卖国”——老百姓想卖也卖不了呀。孙中山在密谋革命争取外援时，曾对日本有很糟糕的许诺，但是当时的孙中山是在野力量，没有什么权力，日、俄在华攫取的权益并非是他奉送的，如果他当政后真的这样做，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而宁可自己失败，也拒绝出卖国家权益的正面典型，则是盛世才在新疆的前任金树仁。在新疆出现反金政变时，苏联曾表示愿意出兵为他平定事态，条件当然是金必须像后来的盛世才那样，听命于苏，金的部属多希望他接受，但金宁愿失败下野，也拒绝引狼入室，并毅然向部属发出通电：“我不能图一时之快，遗万世之讥。诸君应以地方为重，勿以我为念。”

金氏历史上有功过是非，但此举确实难能可贵。

民国时期其他的一些势力，就不能像金树仁那样决断，为取得外援，他们愿意付“代价”，但也还是有底线。例如，张作霖就是有限地依附日本，但不愿越过底线，最后遭遇皇姑屯之祸。孙中山当年为争取苏联援助，也付出了代价，但他的底线更是明确，从今天披露的档案看，他与苏联的矛盾其实很大，如果他晚去世几年，他的“联俄”能否联得下去确实是个问题，这不仅仅是谁“背叛”与否的问题。君不见就连陈独秀，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创党总书记，最后都被苏联“逼反”了吗？

第三，对外依附的选择。从理想角度讲，不靠外援或只接受“纯洁”的外援而振兴国家，当然具有道德美感，但其实很难做到。然而即使接受了不“纯洁”的外援，并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处于依附状态，选择仍然是重要的。

民国时期的一些汉奸，以“曲线救国”来为自己卖身投靠的恶行辩护，当然令人不齿，不过我们也确实看到，中外历史上的确有很多通过忍辱生存，终于实现国家东山再起的案例，有的是对敌忍辱以求最终灭敌——典型的就是我国古代越王勾践的故事，有的则是通过依附于某个列强，“以夷制夷”战胜敌人，甚至还有依附外力先击败自己的同胞，然后自己强大起来再把当初的“主子”干掉的。

当年莫斯科大公投靠蒙古金帐汗，靠蒙古人撑腰，狐假虎威地统一了罗斯诸国——包括击败了不肯屈服于蒙古人的罗斯同胞诺夫哥罗德，最终壮大到把金帐汗国也打败了，莫斯科公国就是靠这种不光彩的办法，成功“崛起”，变成了沙俄帝国。

其实莫斯科大公当初投靠蒙古人，攻打不屈的罗斯同胞，确实很像是“汉奸”行为，但是这当然不能给我国的那些汉奸提供解脱理由。

关键就在于，这种“对外依附的选择”，又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从功利角度，在国际政治环境中选择最有利于自己国家权益发展的依附对象。

莫斯科大公投靠的蒙古汗曾经强大了很长时间，长到足以让莫斯科在其卵翼下坐大，但后来蒙古人又“适时”地衰落了，坐大后的莫斯科得以反客为主。否则，蒙古汗要是像汪伪投靠的日本那样很快就垮了，莫斯科就可能成为殉葬品；而如果蒙古汗一直强大，莫斯科就只好一直做儿皇帝了。

二是从价值角度，选择最有利于本国社会进步的依附对象。

莫斯科的故事发生在野蛮的中世纪，那时它所处的交往环境中，并没有什么更先进的文明（蒙古人在宋朝看来是落后的游牧民，但与当时诺曼海盗遗风之下的罗斯诸国相比，并不落后，后来罗斯的赋税制度就是跟蒙古人学的）。

如果换到近代，假如某国依附于纳粹德国而壮大，而且为虎作伥击败了民主国家，即便它像当年的莫斯科那样成功，这种成功难道不可怕吗？当年汪伪投靠的日本法西斯，正是这样的邪恶势力。像南京大屠杀这样凶残的大规模暴行，英美法是干不出来的。

被侵略、被殖民，当然是坏事，但正如反对专制并不排除对不同的皇帝有不同评价一样，当年日本侵占英治下的香港，香港人民并没有认为只是换了个“主子”，而是支持港英抵抗的。香港同胞对港英时代的感受，当然不同于韩国人或我国东北人民对日治时代的感受。不要说这是因为英国人的“奴化教育”比日本人成功，中国人其实最清楚两者的区别。

当年，中共在上海等地的地下活动，几乎都是在英法租界（美国在华基本没有租界）进行，一旦被英法租界巡捕抓住，首要的营救措施就是尽一切可能防止被引渡给中国政府。因为落在“英法帝国主义”手里，还能生存，而一旦落到“中国主权”之下，必死无疑。

但是，落到日本人手里的共产党人就从来没有防止引渡之说，也没有哪个共产党人认为被日本人抓住，会比被国民党抓住强。毫无疑问，日本法西斯远比英法野蛮、残暴，这不是泛言反殖民所能遮蔽，更不是什么“黄种反对白种”、“东亚反对西方”的日式“反帝”诡词所能颠倒的。

两次正确“站队”的重大意义

从以上三个方面看，民国时期代表中国主权的中央政府，包括1927年以前的北京政府和以后的南京政府，其外交和国际政治行为是相当成功的。尤其是与既颟顸自大一味虚荣，又愚昧怯懦卑躬屈膝，不懂外交也不谙世情的清朝相比，这个时期中国的外交进步非常明显。

我们只要看一个基本事实：1840年以来的清朝，和平、统一的时段比民国长，1840年时清帝国与列强的实力差距，也不比民初大，但是清朝外交，基本上就是一连串的丧权辱国。而基本处于“乱世”之中、国力相对更为孱弱的民国，在向西方列强“收回权益”和抵抗日、俄新的侵略这两个方面，反而都成就卓著，对此不能不给予公正的评价。

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当然都有一定程度的对外依附，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与中国其他政治势力之间，也为此互相抨击。但平心而论，这两个政府尤其是南京政府，在依附程度上与国内其他政治势力相比，还是最小的。

这或许不是因为他们更加“爱国”，而是因为他们的谈判地位更为有利，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不是“儿皇帝”，也都没有公然宣布自己是外国势力的附庸。他们的领导人也希望获得“友邦”的支持——包括支持自己打内战和镇压国内反对派，但毕竟这些领导人不需要“国际”的批准与“远方”的任命。

由于实力不强，他们在盟国中也受过气，但就说蒋介石在史迪威事件中的所为吧，他在抗战最危急的关头，对几乎是惟一救星的美国人，也还是敢于顶撞的（顶撞的对不对是另一回事），而不会百依百顺，更不至于为消除“为首者”的怀疑，就主动迎合，投其所好，去火中取栗。

民国外交的成功，首先表现在那个时代国际政治的两次大变局，即两次世界大战中，中国都进行了正确的“站队”。

应当说，这并不容易，因为珍珠港事件前，美国长期实行孤立主义，并没有刻意“拉拢”中国，而英法那时被视为衰落中的列强，对急于“崛起”的中国来讲，其榜样的魅力，远不如后来居上、成功“赶超”的新兴强国德、日——当时世界上一些急于翻身的老大帝国，如奥斯曼土耳其和西班牙，都是比较亲德的。而日本对北京政府、德国对南京政府的影响，也曾经非常大。

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在关键的变局中何以能选择与英美法而不是与德日结盟（一战中日本虽属协约国一方，但中国参战是支持英法，与日本无关）？

主要的原因，当然是日本欺人太甚，德国又是日本的盟国；而列强之中，美国在近代欺负中国最少，并且在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中国收回利权运动和抗战等主要关键问题上，都同情和支持中国。

但应当说，辛亥后孙中山以下许多国民党要人的英美背景，英美（尤其是美国自容闳留美运动和庚款办学以来）对中国教育的影响，以及早自晚清徐继畬、郭嵩焘以来“反法之儒”对民主共和的好印象，也起了作用。

中国人搞民主共和，尽管“尚未成功”，中国人也并非不知民主国家对外也会自私，但对民主共和的向往，还是明显影响了中国人在国际政治中的倾向性，甚至激进的中国人对苏联的好感，在相当程度上也与此有关（当时很多人都把苏联的制度想象为一种最激进的民主）。这些潜在的因素也不容忽视。

两次“站队”，对中国国家权益的增进是非常显著的。众所周知，二战时的“站队”，使中国成了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当时俗称“五强”），这是多少比中国发达的国家几十年梦寐以求而至今不可得的，也是迄今体现“中国站起来”的最大标志性事件（下文还要提到）。

而一战时“站队”的收获，今人很少谈到。

当时中国只是派出了华工，付出远小于二战，收获也无法与二战相比，但也很重要：中国借宣战之机，一举废除了对德奥两国的所有旧条约，不仅终止了德国在华扩张的势头，也开启了此后废约外交的先河。

尽管巴黎和会不尊重中国的战胜国权益，引起了国人的公愤，但正是这公愤，使与民权相关的民族主义（即不同于古代“精忠报国”“夷夏大防”观念的近代民族主义）在中国出现了第一次高潮。而随着巴黎和会上被忽视的中国权益在华盛顿会议上得到重视，中国不仅确实收回了德国遗下的侵华权益，并且顺势开启了持续的普遍“废约”“改约”谈判，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同时，中国虽然拒签和约，但仍以战胜国身份，以参加“一战”和巴黎和会为契机，开始介入国际事务，参与多边政治游戏，并在国际联盟中积极活动，与清末中国的国际孤立（庚子时甚至是国际厌弃）状态形成了鲜明对比。

两次大战间，虽然中国因为实力太弱，仍然被（主要是日俄）欺负，但国际上普遍同情中国。日、俄对满、蒙的侵占，长期不被国际社会承认，这在当时崇尚实力政治、习惯接受既成事实的国际上，是很罕见的。

尽管在二战前，这种同情显得软弱，但日本为此退出国联，苏俄对国联也素有恶评（我们以前也跟着骂国联，现在看来是不对的），反过来恰恰证明了，这种同情并非可有可无。经过国人在抗战中的壮烈表现，战前国联的同情，演进为战后“联合国家”的尊敬，这是中国成为“五强”的基础。

民国时期中国军队对外国侵略的抵抗，可歌可泣，非常惨烈，但由于国力与体制的问题，战果常难如人意。于是，正确的“站队”，就显得尤其重要，用前述三个标准来讲，就是在尽可能地保持独立自主的情况下，付出最少的国家权益损失代价，选择站在功利上最可能的赢家、价值上最文明进步的阵营一边，使阵营的胜利成为中国的胜利。正是这样的选择，使中国在民国时期两次成为战胜国之一，这对“中国站起来”具有重大意义。

反法西斯性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参加的一方，既是胜利者，也是正义者，自不待言，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正义性虽不及二战，但从国际政治的功利而言，中国如果选择不参战或参加另一方，结果都会非常糟糕：如果不参战，就不可能借机对德奥废约，也很难启动由此发端的普遍改约。而如果参加另一方，只要想想同为“老大帝国”的奥斯曼土耳其由于在这次大战中“站错了队”落得什么下场，就很清楚了。显然，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国的选择是正确的。

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如果被汪精卫等亲日派引入歧途，不要说当什么“儿皇帝”，即便是作为自主的盟国，与德意日法西斯搞到一起，那后果也不堪设想：如果日本获胜，那么中国也不过与日治下的韩国相当，战败了，中国的下场会比奥斯曼帝国还惨！至于什么联合国“五强”之一，那就更是想都别想了。

当然，由于实力弱，中国作为战胜国的权益，无论是在一战后的凡尔赛体系，还是在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中，都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尤其是建立凡尔赛体系的巴黎和会，被中国人视为国耻，还引发了“五四”抗议；但是也应该看到，凡尔赛体系对中国的不公，后来在华盛顿会议时得到了相当的弥补，正如雅尔塔体系的不公，在斯大林死后也得到了相当的弥补一样。

总的来讲，中国在这两次（尤其是后一次）正确“站队”中的获益，对“中国站起来了”是非常关键的。当今国际上经济比中国更发达的德国与日本、人口比苏、美众多而发展也很迅速的印度、同样从老大帝国的衰落中通过变革脱胎换骨重新崛起的土耳其，都与联合国“五强”无缘，而中国早在1945年就有了这样的地位，这两次正确选择无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共赴国难：抗日战争中的“正面”与“敌后”

承认民国政府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站对队”的重要性，当然不是轻视国人自身的努力。

拿抗日战争来说吧，中国军民的浴血奋战，就是“站队”能起作用的前提。尽管中国军队的战绩并不理想，这场战争也不是仅靠我们自己打赢的，但正是由于国人的屡败屡战，坚持到底，绝不投降，才赢得了世界的尊敬，使反法西斯阵营的胜利成为中国的胜利，得到了“站队”的果实。如果中国政府像汪伪鼓吹的那样投靠了日本，站错了队，也就谈不上什么果实了。

说起来，抗日战争和辛亥革命，这两件大事，20世纪的中国人都引以为豪。但在共同的自豪下，不同的解释也有很大冲突。

就抗战而言，核心的争论就是国共两党谁的功劳大。与此相关，过去还有在迫使日本投降方面，美国与苏联谁起的作用更大的争论。大陆曾强调说，美国人打海岛扔原子弹都不管用，苏联人一出兵日本就投降了。自从中苏闹翻后，就很少这样说了。

但国共之间的互相指责——你说我“游而不击”，我说你“消极抗日”——却一直没有停息。近年来，这两种说法都逐渐淡出，我们这里一方面仍强调共产党是抗战的“中流砥柱”，另一方面也承认两党各有贡献：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共产党军队在“敌后战场”，都功不可没。这无疑是一大进步。

不过认真想来，所谓国、共军队分别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抗日，这个提法语出有因，却很不准确。

首先，当时中共中央所驻的陕甘宁边区，并非“敌后根据地”。她三面接壤于大后方国统区，东面则隔黄河与日本人对峙。沿黄地区设有神府、两延（延川、延长）两个河防司令部，两司均隶属于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这里所谓的“后方”，当然不是敌后，而是“我后”，以这一战略后方为依托的河防作战，自然不是什么“敌后”行动，而是“正面战场”的一部分。

河防作战规模不大，但被广泛宣传为我党抗战样板的平型关、阳明堡等著名战斗，也都不是“敌后”作战。这几次战斗，都发生在当时中国统帅部统一部署的晋北、太原保卫战中，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抗击，与八路军的侧后方伏击，实际上是同一场战役的不同战术部分。

尤其是平型关之战，国民党军在关门，正面阻击敌主力；八路军则奉命从侧后伏击日军辎重队，两边枪炮互闻，硝烟互见。这种战术上的侧后方，如果也算“敌后”，那举凡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正面战场上的所有重大战役，均有这种“敌后”作战，它也就不成其为八路军、新四军特有的作战方式了。

我们能说，在台儿庄会战中只有孙连仲、池峰城坚守台儿庄是“正面战场”，而从侧后方出击日军的汤恩伯部是“敌后战场”吗？

实际上，我们出版的许多抗战史著作在关于“正面战场”的描述中，并不回避中共武装的活动。例如《中国抗日战争史地图集》的“太原会战”一章中，载有“太原会战中国军队指挥系统表”，在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副司令长官黄绍竑辖下，朱德率领的第十八集团军与其他国军（第二、六、七、十四、二十二集团军及若干单列军、师）赫然并列，正确反映了这场会战的作战序列。

整个太原会战，从1937年9月11日持续至11月8日，空间则包括晋北、忻口、娘子关等地。在此期间，八路军（即第十八集团军）在会战区域内，配合友军进行了平型关（9月25日）、阳明堡（10月19日）、七亘村（10月26、28日）、黄岩底（11月2日）、广阳（11月4、7日）等战斗。（武月星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5年版，86－90页）这些战斗属于正面战场，应该毫无疑问。

该书并明确指出：“太原失守后，八路军在敌后展开游击战，开始了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换言之，中共真正放弃在战役层面配合“友军”的正面抗击，而转向“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是在太原陷落以后的事。此后，中共以其独立开辟的“敌后”根据地为依托，与日军周旋，其军事行动与正面战场虽有客观上的战略呼应，但已无战役协同。从这时起，才有了真正的“敌后战场”。但众所周知，此后平型关式的作战已极少发生。所以中共抗战中最著名的几仗，其实还多是在“正面战场”打的。

然而有趣的是，长期以来我们却乐于把“正面战场”说成是国民党独家包揽的，这就抹杀了中共在正面战场上的贡献。

这当然不是谦虚所致。

实际上，人们清楚地知道，尽管平型关、广阳和阳明堡都属于整个抗战期间中共武装所打的几次最著名的仗，但是与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作战行动相比，这些仗都显得很小，就指挥关系而言，当时这些仗也都是按中国统帅部的部署进行的。算上它们，也不能说正面战场就是中共主导，而如果把它们归入正面战场，那其后在敌后战场就没有什么大仗可说了。

因此，不如把“正面”之功让掉，把平型关等役的战果都算入敌后战场。因为敌后虽也有国民党军队作战，但相对而言，其战果不足道。平型关等战斗与正面战场国民党军的会战无法并论，与敌后国民党军的作为相比，还是突出的。这样把“敌后战场”都算在中共名下，就可以与“正面战场”并驾齐驱了。

但这种说法既不符合史实，也有违于军事常识，其实对评价共产党在抗战中的贡献也未必有利。今天应当说，抗战初期，中共武装在正面战场上还是颇有作为的。而另一方面，国民党军队在敌后地区的活动也不能忽视。

事实上，抗战前期，国民党在敌后的力量强于共产党，但与正面战场当然没法相比。而敌后的国共摩擦一直很激烈。摩擦中，国民党由强到弱，而共产党则由弱到强。到1940年夏，新四军击败韩德勤部，与八路军南下部队会师，标志着敌后国共力量的对比完全扭转。稍后的“百团大战”，虽然主要是一次大范围破路运动而不是一场歼敌作战，并且这种行动方式随即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而没有延续，但它确实是八路军抗日斗争的高潮，而且按我下面要讲的定义，它也确实履行了敌后战场的使命。此后，敌后战场虽然仍有国民党军的活动，但这里的抗敌主力的确是共产党了。

不过，无论国共摩擦多么激烈，他们都没有放弃抗日，都在正面与敌后作出了牺牲。今人在正面与敌后的歼敌比例上做了很多文章，也有很大的争论。实际上，确切的数字是很难搞清楚的。

其实，在当时对日战争的总体形势主要取决于正规战（不仅是中国战场的正规战）的情况下，敌后游击战的歼敌数量多一点少一点，并不是最重要的。这一战场的使命，是使日军无法有一个稳定的后方。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国共双方在敌后控制的地盘，就是对抗战的贡献——直接取之于沦陷区的地盘自不待言，就是在国共摩擦中取之于对手的，只要他比对手更善于保持这些地盘而不被日本人夺去，也可以算是对抗战的贡献。

抗日与摩擦：关于“积极”与“消极”的讨论

这里应该指出：游击战作为对抗入侵强者的作战方式，弱者别无选择，是无可非议的。

当时国共两党都是从全球角度考虑战局的。第一，双方都是坚决抗日，决不屈服；第二，双方实际上都把胜利前景寄托于反法西斯阵营的全球胜利；第三，双方都有保存实力以待时变、再行逐鹿问鼎的主意。

而只要抗战前途取决于反法西斯阵营的全球胜利，那么中国战场的地位，就取决于重庆政府的坚持到底。

因此这里的关键，还不在于“正面战场”、“敌后战场”战果的孰大孰小，而在于国家主权体现者的态度。从国际法角度和世人的眼中，一国属于哪个阵营，是由该国主权体现者的态度决定的，而不是由反对派和在野党决定的。

当时，在国际上代表中国主权的是重庆政府，如果它像汪伪那样投靠了日本，中国这个参战国就属于轴心国一方，而非反法西斯盟国一方了。

国内存在着反对派的抵抗运动，并不能改变这一点，这正如保加利亚、意大利这类国家存在着反法西斯抵抗力量，这些力量也被视为英雄，但这并不能改变该国属于轴心国、也就是二战的战败国的地位。

所以，如果重庆投降了，即便延安再抵抗，中国也难逃“日本胜则为其奴仆，日本败则为其殉葬”的悲剧命运。

甚至，延安的抵抗者后来即便推翻了重庆的附敌政府，都未必能改变这一点。就像意大利，早在1943年其国人就推翻墨索里尼，反正到了盟国一边，但战后它还是要作为战败国，接受割地赔款。然而如果反过来是延安投降了，只要重庆坚持抵抗，中国就仍然属于盟国阵营，战后仍会是“五强”之一。

也许读者会说，法国维希政府投降德国后，盟国阵营不是承认了戴高乐的抵抗力量“自由法国”为法国主权代表，法国在二战后不是也成为战胜国了吗？这里我要说，当初在这个问题上是有争议的，而且维希政府虽然屈服于德国，却没有加入轴心国，而是声称中立，戴高乐也是前法国政府要员，不是反对派。如果不是戴高乐，而是由法共作为抵抗力量的代表，法国后来的地位可能就不一样了。

当然，事实上重庆与延安都坚持抗日直到胜利，这是非常不易的。

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中国军民，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相对而言，国民党军队的实力强，对日作战规模大，歼敌多，牺牲的官兵包括高级将领也多得惊人，但是另一方面，“国军”战败降敌成为伪军的，也不少。

而共产党武装实力弱，对日作战规模小，歼敌少，牺牲官兵较少，尤其是将领极少牺牲。但中共武装从无成建制降敌成为伪军之例。相对其实力而言，或相对其损失而言，其作战效率应当说是超过国民党的。

总之，两党在抗战中各有长短。计较两党中谁的贡献更大，远不如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更重要。

国民党将领在抗战中牺牲的固然很多，但投降日寇、成为伪军的也不少。后者当然是国民党方面的一大耻辱，不过这就能说明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吗？

假如答案是肯定的，那后来内战中国民党将领投降共产党的不是更多吗？这能否说明国民党只是“消极反共”呢？

当然不能。

因为这些将领之投降，并非国民党政府所授意。降共如此，降日亦然。国民党降将多，说明这个长期执政的独裁党许多成员暮气深重，斗志远不如当时作为新锐革命力量的共产党。而这个斗志差是对所有敌人，并非仅对日本人而言。

有趣的是过去我们的解释却采取“双重标准”：

国民党在内战中降将多，证明他们不正义，所以众叛亲离。

——他们在抗战中降将也很多，难道证明抗日不“正义”？

国民党在抗战中降将多，证明他们不抗日。

——他们在内战中降将更多，难道证明他们不反共？

事实上，国民党在抗战中表现的斗志还是远远超过其在内战中的表现的。其主流派（即以蒋介石为代表的重庆政府）尤其如此。

与组织高度一元化的共产党不同，所谓“国民党”，当时是个多派系的庞杂复合体，在重庆眼里，其某些派系之异己，比共产党好不到哪里。

从资料中不难发现，投降日本人的“国民党将领”，基本上都是敌后的杂牌军、故主失败后无所依归的东北军、西北军旧部、地方军阀与豪强，有的是否国民党员，尚未可知，称为国民党将领，实不如叫非共产党将领更确切。

而重庆政府直接指挥的嫡系（即所谓中央军），乃至大的国民党派系如桂系、阎系等，都极少有将领降日的现象。即便像衡阳守将方先觉那样力战至绝境而被迫投降的，也只是作了战俘，并未当“伪军”。

抗战中的杂牌军、地头蛇们，当然也有好样的，但很多人的确是见风使舵，有奶便是娘，为国抗日固然消极，为蒋反共也不热心。

典型的如“泰州二李”（李明杨、李长江），国共摩擦时亲共中立而拒绝受命于蒋，鬼子来了又降敌附逆而为虎作伥。他们可以说是“消极抗日、也消极反共”的。

而蒋、桂、阎等国民党主流派，反共固然比他们积极，抗日更比他们坚决。正如中共也是抗日、反国民党都很积极一样。

所以，那种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说法，和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民国”的说法一样，都是偏颇之论。

把“抗日”与“摩擦”对立起来是一种理想化的价值判断。但令人遗憾的是，史实并非如此：

那时的中国，总的来讲，国（国民党主流派）共双方抗日、摩擦都比较积极。高概率的降敌现象，则出现在那些为自利自保而拥兵，对抗日与反共都消极的地头蛇中。

或者说，越是对重庆或对延安忠诚的势力，在抗日与摩擦中就越坚决、越不妥协。而那些无原则无立场的军头，朝秦暮楚本不足奇。其中不少人如吴化文、刘子仁、邢仁甫、郝鹏举等都曾投国、投共又投日。把他们的行为记在国民党或者共产党的账上，都是不合适的。

从五四抗争到华盛顿会议：不同往昔的“红白脸”互动

抵抗日、俄新的侵略和向西方列强“收回权益”，是民国时期“中国站起来了”的两个主要方向。前者要靠军事手段，而后者则主要是外交谈判。

如前文所述，中国靠正确站队，在一战中首先废除了与德国和奥匈的不平等条约。但是日本人抢占了青岛等德国侵华“遗产”，巴黎和会未能主持公道，这激起了中国1919年的“五四”爱国民众抗议浪潮。

根据现今的研究，我们知道，这场抗议其实得到了当时许多北京政府主流人士的同情、默许乃至支持，否则不可能有那么大声势。实际上，可以说是政府与民间，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向列强施压。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19年前，清朝的老佛爷与“奉旨造反”的拳民也对列强唱过这么一出。但结果形成鲜明对比：

19年前那场红白脸的闹剧，除了私心自用的老佛爷先杀了几万教民，后杀了几万拳民，使中国人流血成河之外，对外只招来了空前绝后的奇耻大辱、闻所未闻的巨额赔款，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嘲骂。

而19年后，第二场红白脸抗议，却成了典型的正剧。

中国人没有流血，外国人叹为观止，抗议的声音引起广泛的国际同情，列强也不得不正视。在两年后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终于埋葬了“二十一条”，迫使日本交还青岛和胶济路权益，实际上完成了纠正巴黎和会错误、消除德国侵华“遗产”（制止日本继承这一“遗产”）的任务。

在这次会议上，中国还对所有列强全面提出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其中包括关税自主、取消治外法权、撤退驻华军警、退还租借地等。

列强表示同情中国的自主愿望，同意就关税自主、废除领事裁判权等问题与中国谈判以求逐步解决。此外，在日本同意交还青岛的同时，英国允诺交还威海卫，法国允诺交还广州湾。

这些成果都极大地鼓舞了国人。

显然，1900年与1919年，同样是针对涉外问题的官民互动，过去的教科书把两者都定位为“爱国运动”，但两者结果却完全相反。

这当然不是由于中外实力的对比有多大的变化，因为1919年中国国内的分裂与对外的相对弱势，不亚于1900年。

之所以能有这样的结果，就是因为五四的“民国”不同于庚子的大清——它是推翻大清的产物，而五四的“公民”不同于庚子的拳民——五四人物几乎都有谴责庚子拳民排外的言论。

五四的背景，是一场“启蒙运动”（它的局限性我们以后会谈到），但庚子的背景，却是一场皇权疯狂和“怪力乱神”风潮。

五四与庚子的对比，体现了民国以来中国的进步，尽管那时无论“民国”，还是“公民”，都还只是方向，“尚未成功”。

而华盛顿会议对中国有利的安排，是国人五四爱国浪潮的果实（当然也成功地利用了英美对日矛盾），在“中国站起来了”的过程中，也是重要的一环。

然而，由于华盛顿会议国内受到广州革命政府的抵制（会议邀请了广州方面，但孙中山不承认北京政府，拒绝合组代表团），国际上也没有苏俄参与，它长期以来便得不到应有的评价。

一些学者甚至指责这次会议“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其理由就是会议一般性表态多，具体成果则大都还要到会后讨价还价，中国收回青岛和胶济路时，也答应了一些条件，如青岛要开放为通商口岸等等。

当然，华盛顿会议只是中国收回权益历程中的一步，要求一次会议就能解决所有不平等问题，无疑不现实。但是中国在这次会议上至少没有损失权益。

有人把中国收回青岛时答应开放为商埠也看成损失，其实对外开放符合中国利益今天已是常识，今天我们的开放口岸也比当年多得多了。

晚清的“被动开放”之屈辱和不平等，在于“被动”，而不在于“开放”。我们谴责用炮舰轰开我国国门的侵略者，却不必欣赏清朝的闭关锁国。

民国时期，开放已是国人所需，中国本来也不打算收回青岛后，把它封闭起来变成死港，收回青岛的协议，更不是在炮口下签订的，怎么能说中国没有所得，反有所失呢？

更有甚者，一些学者还把华盛顿会议“在修约问题上不情愿地迈出微小的一步”和苏俄宣布“废弃一切在华特权”作对比，称赞苏俄如何善待中国。这真是太离谱了。

我们知道，苏俄当时不仅发表了动听的《卡拉汉对华宣言》，甚至还允许俄远东“分离”，成立“远东共和国”，但这与列宁的第一个外交杰作《布列斯特和约》一样，只是基于临时需要的姿态。苏俄本来就没有想让远东“独立”，也并没有真想归还中国什么权益。

如前文所述，俄、日实际上是民国时期不仅没有收缩、而且还力图扩大其在华权益的仅有两个列强，在蒙古、新疆和唐努乌梁海，苏俄都做了沙俄想做而没能做的事。

至于说到不平等条约，可以说，中国摆脱的最后一个不平等条约，就是1945年雅尔塔体系中的那个中苏条约。而如下所述，除了那些已经永久化的侵华成果外，俄国从中国攫取的东西后来确实放弃了一些，为此我们应该感谢的，与其说是列宁，还不如说是赫鲁晓夫和叶利钦。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