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会议（苏州春秋学院当代中国的伦理规范与价值观念学术研讨会）讨论的主题是：当代中国的伦理规范与价值观念。为什么要以伦理规范与价值观念为主题呢？我们知道，近几年中国崛起，世界瞩目。尤其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整个西方世界似乎趋于没落，但中国好像是“风景这边独好”。但网络上也流传着一句话，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形势大好、秩序大乱、人心大坏”的时代。不久前发生的温州动车追尾事故，令公众最愤怒的，还不是高铁大跃进给乘客带来的时间损失和人身伤害，而是铁道部门对此事件善后工作中的冷漠。这种冷漠当然与“铁老大”的官僚体制有关，但是否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铁老大”一直欠受难者家属和中国公众一个有诚意的、有人情味的道歉，他们总是相信用钱可以搞定一切，似乎给了钱，一切就完事了。这种以金钱代替伦理的态度，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一种风气。官员相信人民内部矛盾可以用人民币解决，无良商人制造毒奶粉、毒馒头和各种有害添加剂，跌倒的老人没有人敢去搀扶等等，很多原本只需要用简单的常识和内心的良知就能判断是非善恶的问题，今天统统发生了问题。我们不禁要问，社会秩序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会“秩序大乱、人心大坏”？

这就需要来讨论“当代中国的伦理规范与价值观念”。这个议题下面，有两个分议题：“如何重建当代中国的伦理规范”和“当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价值与信仰”。“伦理规范”和“价值信仰”这两个概念既有密切的相关性，又存在区别。简单来说，伦理学将伦理道德分为规范伦理和德性伦理。规范伦理涉及社会秩序，一个正常的社会，总是需要一套公共的伦理规范，其中涉及的不仅仅是法律制度，而且需要一套伦理准则。“法”的背后一定要有自觉的伦理道德支撑，否则这个“法”就是外在的、强制性的法律，人们内心不认可，就不会自觉遵守，反而会去尽量躲避惩罚，冲击法律和伦理的底线。与社会公共的规范伦理相对，同时又是密切相关的，是个人的德性伦理。这涉及到当代中国人需要什么样的价值信仰？什么样的价值观是好的价值观？伦理规范与其背后的价值信仰是不可分离的。孔子讲“仁”与“礼”，“仁”作为一套价值观，需要通过社会伦理之“礼”得以实现。而一个“礼”的社会，又有赖于众人内在的德性。孔子之后，分为孟荀两家。孟子着重修身和心性的内在德性，而荀子强调外在的礼治。那、么，伦理规范和价值观念究竟哪一个更重要？制度重建的同时，要不要一套新的伦理规范和核心价值来支撑制度和法律？这些问题显然是需要我们深入讨论的。

今天的中国显然是一个多元价值观的社会，有信仰儒家的、自由主义的，也有信奉基督教、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的，还有的人什么都不信，相信价值相对主义或者价值虚无主义。在这样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里，一方面出现了价值虚无主义和实用主义倾向，另一方面却又是各种各样的宗教回潮和复兴。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不仅仅是中国，甚至是一个全球化的现象。从整个社会来看，今天的中国进入了一个“秩序大乱”的时代。这个“乱”不仅仅是表层的“乱”，更重要的是心灵秩序上的“乱”。这种“乱”，表现在各种伦理的底线，不断地被突破。其中的原因之一，乃是维系社会的核心价值，已经愈渐模糊。我所在的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前几年曾经做过一个全国性的抽样调查，考察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其中有个问题：“你是否同意这样的观点；人们的价值观各不相同没有什么好坏对错之分？”，竟然有将近六成的受访者同意这个看法，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赤裸裸地折射出当今中国核心价值的危机。

如何来克服危机？事实上，无论是当代中国的各种宗教复兴，还是儒家和自由主义，都在试图寻找解决危机的方式。宗教今天暂且不论，我们现在来看自由主义和儒家这两大显学，是否可以提供社会共识所需要的核心价值。

首先，就自由主义来说，它确实提供了一套什么是“正当”的伦理规范。但自由主义是否有自己的德性伦理？什么是人的存在？人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什么样的生活是“好”的生活？这是价值观念所追寻的一个终极性问题。自由主义能够为之提供方案吗？显然，自由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何为“正当”的伦理，告诉我们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念，但在回答上述与终极性相关联的存在和意义问题时，存在着不足。自由主义告诉我们的，只是人们如何共同相处，如何形成一个自由、平等的政治共同体。但什么样的生活是好的生活？什么样的人生才有意义？这些存在层面上的问题，自由主义并没有特定的答案，只是为每个人自由选择自己认为好的生活，提供制度性的保证。自由主义相信，最好的人生是自由选择的人生，但究竟什么是“好”，自由主义并没有实质性的结论。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中国人一方面相信自由、平等、公正这些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另一方面又同时会成为基督徒或者儒家的原因。

我们知道，社会同时存在着两套秩序，一是社会政治秩序，二是心灵秩序。自由主义在社会政治秩序上有一套完整的学说，但在心灵秩序方面却无直接的、实质性的答案，这就意味着，自由主义要在当今中国生存和发展，不得不面临两种选择：第一种选择是发展出一种至善的、整全性的自由主义，整合社会的政治秩序与心灵秩序，让自由主义成为一种文明。这种文明与古代基督教文明、印度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和儒家文明一样，是能够解决人的终极价值和人生意义问题的。显然，自由主义至今也未能发展出一套能解决终极信仰问题的文明，也因此它无法替代各种轴心文明。

第二种选择是自由主义承认自己的不完备性，致力于将自由主义与各种轴心文明结合起来，以形成社会的核心价值。如何结合呢？在中国，这是自由主义和儒家所共同面对的问题。自由主义如果自身无法成为整全性文明的话，在中国就不得不考虑与儒家文明的对话和融合的问题。自由主义作为一种非整全性的政治哲学，其自身是比较薄的，要使得自由主义厚实起来，只有一个出路，从各种轴心文明当中寻找自己的根源感。这个根源，可以使得自由民主不仅在政治上是好的，而且在文化上是值得认同的。自由主义建立了一个低度、合理的制度平台，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们生活的所有。自由主义有其不可超越的盲点和死角，而这些死角是需要儒学、佛教乃至神学来填补的。即使制度平台建立本身，其背后的公共文化也无法忽视这些整全性宗教和学说的滋养。

自由主义从其发生学来说，与基督教文明有着无法割断的历史和思想联系，然而到了现代社会，自由主义开始与其基督教文明的母体分离，成为一个“无根的自由主义”。“无根的自由主义”也有可能成为一种“多根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成为全球普世制度和价值之后，尝试在基督教之外的儒家、印度教、伊斯兰教等各种其他轴心文明内部寻找自己的文明之根，以获得更深厚的价值基础。自由主义的根在文明之中，除非它自己发展出一套新的轴心文明，一套足以替代各种轴心文明的整全性哲学：其实，自由主义最大的生命力，乃是其多元性，可以与各种宗教、哲学和主义相结合，产生基督教的自由主义、儒家的自由主义、佛教的自由主义、社群主义的自由主义等等。“多根的自由主义”意味着自由主义假如要使得自己更厚实一些，必须面对和正视各种文明，而不是固守于自由主义自身的学理。

现在回过头来看儒家文明。儒家在清末民初遭遇毁灭性打击，走向解体。但一个多世纪以来，几代儒家知识分子也不断努力，争取儒家的复兴。儒家分为内圣之学和外王之学。新儒家在内圣方面的重建比较成功。通过几代新儒家的努力，儒家在个人如何安身立命这方面有了新的理论建树，提供了一整套在现代社会中的儒家所理解的人生意义和终极价值，为学界所公认。问题在于，儒家有可能成为中国人的价值共识吗？成为中国人的“公民宗教”吗？儒家如何适应现代的多元社会，如何与现代的市场、法律与政治制度契合？牟宗三等新儒家试图从老内圣中开出新外王，但至今没有成功，就核心价值来说，“内圣”的确可以解决私人领域的信仰问题，但在公共领域内，儒家要成为公民宗教，要成为制度的一部分，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新的一代儒家之中，近一年已有不少人提出了重建儒教和儒教宪政，试图将儒家宗教化，并且建立儒家式的政治制度。其中最有影响、也最极端的当属蒋庆，他一反牟宗三等从内圣开外王的心性儒学方法，认为儒学之中，内圣是内圣，外王是外王，二者平行发展，彼此不可取代。蒋庆心目中的外王之学，乃是汉代董仲舒所代表的公羊学，他设计出一整套以儒家贤人为核心的王道政治，试图取代现代的自由民主制度。这套带有原教旨主义色彩的儒教以及儒教宪政，虽然有一些合理的想象在里面，但在现代社会里面，既不可欲，更不可能，只是一个美丽又恐怖的政治乌托邦。

因此，我认为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儒家，都不可能抛弃对方单独完成重建当代中国价值共识的历史使命。无论情愿与否，两大显学只有“携手”，才能成功。当然，“携手”并不意味着机械组合。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儒家内部，流派众多，存在各种多歧性。好几年前，甘阳就提出要“通三统”，即把儒家的传统、西方启蒙思想的传统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传统“统”起来，将这三种重要的传统勾兑，调配成中国新的价值和制度。我们很难评判这个说法对还是错，但问题在于：我们应当“通”什么样的“统”？因为不论是传统的儒家、西方的启蒙思想抑或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其内部都非常复杂。“勾兑”得当，会成为一套美好的制度，取了三家的糟粕，岂非是最坏的结果？与其争论要不要“通三统”，倒不如好好研究“三统”内部的复杂性和多歧性，如何按照中国人未来的理想生活，有选择地获取三种传统的正面价值和历史资源，并且以适当的方式加以整合，形成中国人的价值共识，并且加以建制化，发展出既不违逆普世价值、同时又有中国特点的制度。

当今中国是一个伦理底线不断被突破、价值共识严重匮乏的时代。社会分裂至此，当务之急乃是需要社会各界通过理性的交流和对话来重建社会底线，寻找共识。这种共识不仅是制度层面上的共识，也应该是核心价值层面上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