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本身的真实性和复杂性的问题，是我这几年思考比较多的问题。其实，不仅仅是辛亥革命，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我们平时都把它过于简单化了，这导致我们的真实就成了选择性的真实，选择性的真实就是片面的真实。

革命的成功由多种因素促成，不是革命党人包场的。革命阵营当然很重要，但还有很多省份的君主立宪党人和地方士绅，还有北洋统帅袁世凯的临门一脚，都起了作用，才把清朝推翻。历史的发展不是单一的，是多因多果，不是一因一果，至少是多因一果，我们要打破线性的思维。

我们不能仅仅从革命党人这一条线对辛亥革命胜利的必然性进行线性描述，尤其是在价值评判的层面上，不能以革命阵营作为中轴，凡是符合暴力反清的都要肯定，凡是反对暴力革命的都被当作反动的，这不太合适。

不要遗忘那些才华横溢的早逝者

至今为止，不少论著还没有站在公正的立场来评价辛亥革命中的所有人和事。

20年前，在中国史学会主办的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武昌国际研讨会上，我在答记者问时就提出：什么叫“革命”？什么叫“辛亥革命”？人们喜欢把辛亥革命局限于孙中山等人的武装反清活动，却把梁启超、张謇等倡导的立宪运动排除在外，充其量蜻蜓点水式地谈一下后者的客观作用，就不准确，这种情况今天还存在。

只要看看世界近代史就知道，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都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前辈尝试过，并且分别获得成功的革命方案。在法国大革命中，君主立宪派也属于革命派。在近代中国，试图以君宪制取代君主制的立宪活动无疑也意味着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应当列入广义的辛亥革命的范畴来研究。

武昌起义之前，谁会知道清朝政府在辛亥这一年就会完蛋？连孙中山自己都没想到。武昌起义爆发的时候，他还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过了两天，他从旅馆的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才知道武昌发生了起义，而且并没有马上赶回，而是到英国、法国走了一圈，两个半月以后才回来。事过数年后，孙中山回想起当年的情景时，还直言不讳地说：“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当然，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孙中山作为革命领袖的整体认识。

不过，武昌起义的偶然性至今被夸大，组织武昌起义的第一人因为英年早逝，就在宣传的历史话语中被长期淹没了，他就是参加过东京同盟会的文学社实际负责人、武昌起义的实际总指挥刘复基，一个胆识俱全的革命家。

就是这个刘复基，他主动离开军营，把自己租居的房子当作文学社总机关，还当作武昌起义总指挥部，专门从事发动和联络，每当文学社的关键时刻，都是他站出来排解疑难，起义的详细计划与地图都出于他的手笔。从现有资料来看，文学社与共进会之所以合作成功，刘复基的贡献最大。

10月9日，宝善里机关因炸药爆炸被查抄，武汉警方根据文学社与共进会的组织名册捉拿革命党人，情况十分危急，是刘复基敦促从外地赶回的起义总指挥蒋翊武下令起义，起义方案都已由刘复基准备就绪。因为当晚全城戒严，起义命令无法传达到负责发号的南湖炮队，起义没有成功，总指挥部却被包围，刘复基为掩护蒋翊武等同志，挺身而出，惨遭杀害，他是文学社和共进会后来一致痛惜的领导者，共进会负责人孙武很骄傲，连孙中山都瞧不起，但在晚年都对刘复基赞叹不已，像刘复基那样的口碑不仅在武汉首义之区独无仅有，而且在群星灿烂的辛亥革命群体中都是屈指可数。

在纪念辛亥百年的时候，我们不要遗忘那些才华横溢的早逝者，除了刘复基，还有杨衢云、秦力山、刘道一、杨毓麟等，有一大批。

辛亥革命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

辛亥革命首先是反满清王朝，这是一个前提，也是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

我们都知道，清朝是满族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一个政权，如果从政权的合法性本身来讲，满人当皇帝也没问题，因为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滚动的概念，关键的问题是清朝统治者的运气不好，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遇到前所未有的强者，怎么对付侵略者，是有难度的。钱穆把清朝政府称作“部族政权”，这可能还会有争议，但有一点不可忽略，清朝是以占全国人口极少数的满人来统治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的朝代，它的统治方法是以压制汉人即压制多数人作为基本国策，而不是以调动多数人的积极性作为基本国策。

如果在和平时期，这种压制没问题，因为你有军队和监狱，但现在已经不是蒙古人主持的元朝时期，是西方侵略者来了，怎样领导全国人民战胜列强，那就难多了，李鸿章就说，这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面对这样的困局，清政府压制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尤其在政治权力的分配上始终抓住不放，所以满汉矛盾必须解决，否则会影响中国一致对外。

要解决这个问题，除非两种方式，一是清政府自己发扬风格，这是成本最低、最经济的方式，也是他们最不愿意的方式，另一个就是革命反清。清政府自己解决，这就需要他们让权，权就是命，革别人的命跟革自己就不一样了。

尽管晚清时期也搞了一些改革，比如满汉通婚，旗人自谋生计，但都是表面文章，并没有多少实效。虽然清朝政府在最后五年宣布搞预备立宪，但请大家注意，那是不断逼出来的，而且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当年在百日维新之前强调要开国会，立宪法，喊得很凶，但到了百日维新时，在光绪皇帝真搞改革的时候，他们就不提立宪法开国会了，道理很简单，你要光绪皇帝服从宪法，他当然不会干。1906年9月1日的预备立宪上谕中就有一句很关键的话：“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既然大权要朝廷拍板，就是皇帝说了算，这叫什么立宪呢，后来不是还搞出一个“皇族内阁”吗？既然统治者自己不愿意真立宪，那就只有革命了。

如果说挺有手腕的慈禧太后还勉强可以苦撑一个没落皇朝，那么在她死后，由优柔寡断的摄政王载沣，和动不动就哭鼻子的隆裕太后作为后继者，去继承不无风险的预备立宪的政治遗产，就显得更糟。当载沣等人把席卷全国的保路运动与国会请愿运动镇压下去，又愚不可及地将铁路修筑权强行转让给列强和抛出“皇族内阁”时，他们就把许多请愿者，踢入了革命阵营，自己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

辛亥革命使“朕即国家”的时代成为历史

因为革命的过程很复杂，革命的结局也不会简单到哪里去，见仁见智也就在所难免。应当承认，通过辛亥革命，以反满为主题的民族革命是成功了。反满本身就是用革命的方式解决满汉矛盾，打破了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瓶颈。

辛亥革命有破还有立。除了反满，孙中山等人还在清帝退位前，就在南京创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首次在中国大地宣告国家主权属于人民，“朕即国家”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国会政治、政党政治、舆论监督政府等民权政治的要件都已大致备齐，变人治为法治的尝试由此正式开端。

无庸讳言，政治革命的成效并不十分令人满意。在政党政治的舞台上，旧官与新贵互争权力，党同伐异，旧式朋党之风依然盛行，清末的贪污腐化现象没有根本的好转，新生的民主制度也不尽健全。

孙中山等多数革命者原来以为，只要推翻了清朝这个“洋人的朝廷”，建立以汉人为主的国家政权，只要推翻了君主制，中国就能走向富强，因而向国人抛出过种种承诺。无论是广大民众，还是革命者自身，都对新生的民国怀有不切实际的期望。期望越高，失望也就越多，这是人之常情。

革命领袖孙中山对政治革命的结局先是最满意，后来又埋怨最多，对革命的成效反而谈得很少。曾经猛烈抨击暴力革命和反对民主立宪的梁启超却在为这场革命叫好。孙中山与梁启超对辛亥革命历史结局的这种认识差异，我看主要反映了恨铁不成钢的职业革命家同学者型政论家之间的差异。

革命固然应该为建设者开辟道路，但任何革命都不可能取代建设本身。无论是民权政治的主体，即人民，还是主导者，即革命者与革命的同盟军，他们的民主素养不够，民权政治就只能是好事多磨，还不能笼统地把它说成就是失败。

尽管辛亥革命不曾彻底摧毁中国专制主义的社会土壤，但它毕竟给建设者提供了一个可以大胆尝试的民权政治舞台，对于一个拥有两千余年君主专制传统的国家来说，这本身就是一个胜利，谁想再搞家天下，都没有好下场。正是因为辛亥革命，中国人的脑袋与双膝才不再为磕头而准备着，而是为思考问题为走路而准备着，遥望百年前的那场浴血奋战，我们也应该懂得感恩。

（2011年8月20日上午郭世佑教授在浙江人文大讲堂演讲，现场反响强烈。《钱江晚报》2011年9月9日第15版“大讲堂”以整版篇幅摘录演讲录音的部分内容，由《钱江晚报》记者袁春宇整理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