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秋风，我的老朋友。谢谢天则所，谢谢著名经济学家盛洪教授，也感谢各位老师和朋友来参加这次论坛。大家是来挑错的，我的都是一些新的自己的想法凑成的讲座，有些地方可能悟得还不够深，具体做出来也受到一些局限，所以做了几次修改，在成熟的时候会写成文章。我的题目是《中国财税思想的生成与流变》。财税，我们一般财政和税收始终没有一个特别规范的说法。要么就是财政，从日本近代流传过来，叫finance。税收和财税的关系非常密切，甚至有一种说法是税收内含于财政。中国人对财政税收的认识很早，思想的形成可能在世界各个国家、各种文明中是比较先行的，但是中国人对自己的财税思想的理解和研究还是很不够的。所谓的先行就是在世界各国其他民族国家和我们的经济形态不一样，财税思想比我们要晚一些。这种财税思想的先行对于我们中国的文化的进步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对于我们近现代以后，以至于当代我们现在对财税的认识会是这个样子，它和历史上的财税文化究竟有没有关系，有什么样的关系，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我还想再说一句，主持人秋风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其实我看的东西不多，但是我们每一次在底下沟通都会给我很大的启发，所以我的下一步计划就是好好读读秋风的著作。

我计划今天讲三个部分再加一个序，序主要是中西先贤对人类文明指向的一致性，我强调的是一致性，在这个问题上本来就有很大的局限，认为中西方对于政治、经济、财税的分歧是非常大的，但是通过我的研究，我感觉越往前越一样，它的不一样是因为后来又发生了一些变化。这里面我又下面具体分成三个问题：中国赋税思想的源，然后就是它的形成，基本上比较成熟的时期是春秋时期，春秋以后，中国赋税思想由于皇权机制的进入，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赋税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然后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中国赋税思想就变得比较贫乏和畸形，只剩下一条轻徭薄赋的古训还在，其他的都被终止了，这是中国文明进步的一个非常大的损失。下面我就分别谈谈。

这讲的是圣经里的一段故事。在公元前1030年，犹太部落长期以来没有政府和国王，人们就要求犹太的先知弥赛亚像其他所有的国家一样也给我们一个君主吧。他描述了君主统治下的一个情景，试图来打消犹太人的念头。下面这段话就是他说的：在国王统治你们的时候，他会夺走你们的儿子安排在他身边，做他的奴仆、马车夫，而且他还要跑到战车的前面；他还会夺走你们的女儿，替他喷香水、烤面包，他会夺走你们的土地、葡萄园和你们的橄榄，甚至夺走你们最好的园地去赏赐给他的仆人，他会抢走你们十分之一的羊群，你们将沦为他的奴仆，那个时候你们将为自己有了个国王而痛苦不已。这就是有太先知给自己同族的人的一个警告。按照当时的记载，犹太人还是要国王，说我们这个国家不能没有国王，没有国王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和其他民族进行战争，打不了胜仗，而且没有一个人提供这种公共服务。以后就有了国王，西方人显然受到了弥赛亚的影响，所以设置了多种制度来限制王权，使得西方整个的制度架构中对国王的限制比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要多得多。古希腊的王权就很分散，斯巴达是两个国王，除此之外还有十大将军、元老院、国民议会，这样就把王权分散了，而中国的情况就和它有很大的差别。在若干年以后，比如上千年以后，至少是大宪章以后，西方人对赋税的理解也非常成熟。如果这一批犹太人再遇到自己的先人弥赛亚的话，他们会这样回答，这是我编的，大家可以看看。刚才那句话是圣经里面的，带有故事性，但实际上这反映了国家和人民，然后国家征税应该遵循什么原则，人民怎么对待国王，怎么样来处理自己和国王权力边界的问题，所以下面这几条就是围绕着这个中心来谈的。第一，我们愿意出钱供养一个国王，于是我们就愿意承担一个交税的责任，将国王和我们连接在一起的纽带就是税收。第二，我们需要一个能够依从我们意愿的国王，因此国王从我们手里征收的财富也就应该全部用在我们大家所希冀的方面，否则就是不合情理和不能接受的。这是西方的税收思想，也是它的一个特点，就是需要一个国王，但是这个国王是我们需要的国王。中国人就不是这样了，中国需要一个皇帝，但是不是自己需要的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第三，当国王违反我们的意愿行事的时候，比如强行征税，或者是任意挥霍财富，我们得有办法阻止他这样做，所以我们组成议会来决定如何限制他征税和支配预算的权利。第四，当我们把财税的治理权交给国王的时候，并没有同时放弃自己对国家财政资源的所有权和统治权，理由很简单，刀剑和钱袋无论如何不能攥在同一个人手里。西方人是这样认识的，这也是中国文化比较欠缺的地方，至少我们在制度上没有做到这一点。最后谈的西方人对财政权的认识有一个区分，就是人民对财政的所有权和统治权加上国王的财税治理权，这两者全部到位，这才是一个国家财政的全部。我们在平时理解财政的时候往往是把这个混在一起的，就是财政的治理权和财政权本身、它的拥有权、它的归属，这些东西没有弄清楚，把它混在一起了，这是我们文化当中欠缺的。

我们中华民族也有自己的先知。当我们遇到和当年犹太人同样的问题或困惑的时候，我们的先知是怎么回答的？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因为当年犹太人遇到的问题中国人也会遇到，也会有一个怎么对待国王的问题。我先拿老子做个例子，老子曾经问过大家一个问题：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动之徐生？这是他在第15章里面的一句话，意思就是如果你的面前放了一盆水的话，这盆水很脏，你怎么让这盆水重新变清、变干净呢？他提出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动它，如果这盆水已经很浑浊了，你再去折腾它，想方设法让它清澈，怎么也清不了，只有你不动它，让它安安静静地呆着，等到了一定的时候，它的脏东西自然会沉淀下来，水变得清澈起来。这不只是一个智慧的问题或脑筋急转弯的问题，而是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不折腾，他的清静无为、无为而治的思想就在这里面。我们看到《道德经》里面是有一些税收的思想的。“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就是说你过多地占有不如停止，你占有得越多，其实越被动，越容易走向失败。“将欲取之，必故与之”，如果你要向人家征税，你首先要给人家点什么，你要给征税者一些好处，给他创造一些条件，让他能够正常地生产和生活，给你提供出这些财富来，你才能够去征税。“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这是一种无为的思想，大自然给人类提供的东西肯定能养活大家，养活地球上的人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要是干预它，反而会造成不均的情况。只要你安安静静地实施无为的政策，你不下命令，不实行各种政策，老百姓自己也会实现这种公平和均衡。第75章直接谈了税收：“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这个地球给人类提供的物质财富已经足够养活大家，为什么还会有人挨饿呢？就是因为国王收税太多了，他过于贪了，所以老百姓才会饿肚子。老子没有强调其他的原因，比如懒惰或者自然灾害，他只说了这一个原因。如果老百姓在这么好的自然环境下还会饿肚子，那么只有一个原因，就是统治者征税过多。老百姓当然对税赋过重会进行反抗以表示不满，统治者会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镇压，拿死亡去吓唬老百姓，所以最后在74章出现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你还能用死来吓唬他么？探讨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关系，《道德经》谈得非常透彻，应该说在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里面它是说得比较到位的。所以《道德经》在西方的地位是很高的，写《世界哲学史》的那位思想家说，世界上如果出现了一场巨大的灾难，还剩下三本书的话，其中有一本必然是《道德经》。他没说另外两本是什么书，但我想其中必然有一本是《圣经》，再有一本就没法去猜了，我们中国人是应该引以为傲的。有《道德经》，人类的文明就不会灭绝，就会重新发展起来。但是有一点，中国人恰恰不怎么重视《道德经》，历朝历代，包括现在的统治者，也不怎么重视《道德经》。这是53章的一段话：“大道甚夷，而人好径。”意思就是大路本来是很平坦的，但人经常是放着大道不走，天天去走小路，放着好好的大桥不过，偏偏要去水下摸石头。“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馀；是为盗夸。非道也哉！”意思是统治者的宫殿建得非常好，打扫得干干净净，老百姓的土地却荒芜了，自己的粮仓空虚了，统治者可以穿非常漂亮的衣服，带利剑，去吓唬别人，想吃什么有什么，是非常富足的。老子的性格比较阴柔，他的文章也是这样，一般说话不带什么情绪，但是在53章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到老子激动了。实际上老子在这里骂人了，这是强盗，这就不是道。老子的立场站在民间，这是对于统治者的批评。治国之道他非常强调“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刚才秋风说我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不会出谋划策，只会为老百姓说话，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作为一个学者，这是最起码要做到的，你的学术立场是中性的。而且在一个强势的体制面前和一个弱小的百姓面前，你站在哪一边，就会有这种选择。“治大国，若烹小鲜”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别折腾，别折腾老百姓的小日子就是最好的，这也被我们现在的治国之术早就抛弃到无影无踪了。这段话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你要建立一个政治体系来治理好这个国家，实现善治的话，你首先要把各种机构和制度建立起来，而且各有各的名分，各有各的责任。如果这一切都已经确定下来了，你就知道你的权力到什么地方应该停止，因为你的名分或责任都决定了你在什么领域内可以行使你的权力，这就是作为政治权力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在于知道在什么地方停止、止步，这是中国文化中最稀缺的内容。政治权力依托的是各种强权，军队、警察、监狱、征税，都是这样，但是从来没有哪个统治者认真地研究过自己的权力到什么边界就应该停止。老子说，你知道什么地方停止了，就不会再有麻烦和危险了，这是第32章的内容。第69章这段话也非常珍贵，叫“祸莫大于无敌”，老子在这里主要指的是政治问题。作为一个政治家最大的危险不是敌人有多强大，而是眼前没有敌人了，把所有的敌人都消灭了，那么你的祸就来了，这是老子告诉我们的非常深刻的一句话。这就是非常有名的“治国三宝论”了，第一是慈，慈爱，第二是简，简约，第三是不敢为天下先。他这个我指的是统治者，统治者要在他的施政行为中首先体现出他的慈爱的、仁爱的，第二是要简约、收敛，征税不要过分，用财不要过分，第三是最重要的，不敢为天下先。中国的统治者很少有不敢的是，一般都敢，你让他不敢，这是非常难的事情，特别是权力掌握的非常牢靠的情况下。老子说这三点非常重要，如果你要是把这三点舍去了“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你就死定了，治国的这三个原则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在第17章里面，老子说了如何评价一个统治者的好坏，是尚佳的统治，还是中等的表现，还是一个比较差的状态，分成了四个等级，这四个等级可以量化。治理最好的是“不知有之”，不知道现在总统是谁，不知道统治者的名和姓，大家都不关心；次一点的是“亲而誉之”，就是非常信任统治者，特别爱戴他，认为他治理得太好了，大家上上下下都唱歌来歌颂他；第三是“畏之”，就是怕他，老子有一个思想，就是国家权力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器物，不能轻易拿出来示人，国家机器应该是收敛的；最后一等是“侮之”，就是老百姓骂起来了，完全失去了人民的信任。下面的“悠兮其贵言”指的是少说多做。“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这个事情做成了，老百姓说是我自然而然做成的，不用感谢谁。老子的这种思想如果和西方的自由秩序原理比较起来，我觉得为什么《道德经》最容易和西方人的思想相沟通呢？为什么西方人非常推崇中国的《道德经》，而中国现在反倒是到处办孔子学院？我最近见到了一个教育部的官员，他承认孔子学院基本上办得不成功。这不是孔子的问题，大家心里都明白为什么办不好。最能和西方文化沟通，特别是那种清静无为，给市场、社会多留有空间的思想最能和西方市场经济的思想相融合，中国却不怎么推广自己的这个思想。老子的这个思想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自由秩序的原理。在历史上那些过于强大的政府才是中国文明一次次中断的主要原因。

西方的统治者也非常重视自己在人民当中的承认度有多高，而且自己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更多地体现在自己为人民办了多少事情，而不是说他高高在上地统治别人。伯里克利呼吸快停止了，有的人就开始年悼词了，这时候伯里克利爬起来说，我还没有死，你们忘了我最杰出的一个荣耀，我从来没有让一位公民因我而披丧服。我们国家现在每年判死刑是4000人，世界上所有国家判死刑的数量加起来也没有中国多。如果每年4000，实际上对统治阶层是很不利的。因为不管什么原因被判了死刑，对他的家人、亲属、朋友的心理都会造成某种阴影，对这个社会、政府都会产生某种负面影响，所以中国现在也不得不约束自己判死刑的数量。公民因统治者判死刑，这在西方是非常忌讳的一件事情，老子的思想是很容易沟通的。

亚当·斯密说，一个人生病的话很正常，你感冒了不要着急吃药，人体内部会有一种力量产生，多喝水，多睡觉，过几天感冒自然也会好。如果你得了感冒之后急急忙忙立即吃药，那么你身体内部抵抗疾病的自然而然的那种能力就会慢慢下降。你不吃药，身体内部抵抗疾病的能力就没有，所以病会继续加重。亚当·斯密用这个例子说明人们应该善待社会内部存在的那股神秘的力量。当社会波动的时候，不要急于采取措施，经济该低迷的时候就让它低迷，然后它自然而然地会恢复。我们研究古典经济学家的经典论述，特别是奥地利学派的论点，都符合这个思想。而这些年大兴的凯恩斯主义完全不是这个概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座的经济学家都有体会，这样的宏观调控，现在可以看出这样的宏观调控有很大的副作用。物价上涨，这么多货币投进去，怎么会不上涨。当企业用工、用人的成本都在上升的时候，这边发改委突然不让涨价，那么企业就要自己消化上升的成本，它只好降低质量，或者直接倒闭。所以现在南方面临着中小企业倒闭的狂潮，它的水平弄不好会超过2008、2009年。我们把古典经济学阐述的原理完全忘光了。

哈耶克在东京会议上曾引用过老子的名句“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没有留下照片，甚至没有土地，所以老子的《道德经》给后世人留下了无穷无尽的解释、诠释的空间。

这样一来，我们可以看到，同样是先知，我们中国的先知说得并不差。你要是说权力会作恶，老子也指出来了，赋税会加重，人民会死亡，大自然会遭到破坏。而且我们中国的先哲的论述还更透彻和富有智慧，问题在于中国怎么就没有依据自己先哲的思维和蓝图设计，一路这样演变下来。比如像英国那样和皇帝之间签署一份大宪章，构建起一个中国式的公共财政体制或民主宪政性质的赋税制度，都没有做到。我们做到的却是踏上了一条死不回头的皇权专制、循环往复的衰败之路，实际上建立的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皇权专制。我们看到，到清末外来政治军事实力渗透直到直接侵入的时候中国衰败到了什么程度，到清末的时候已经有了照片可以把一些历史的影像留下来。

我想，人类文明初期的形态是很接近的，东西方之间远没有像现在这样大的差异，或者说东西方之间本来就没有人们想象出来的那么大的差距，那只是政治家们展示其怪异思维的杰作。这个问题我曾经和政治哲学专业的学者之间爆发过很激烈的争论。他们觉得我和秋风的观点很接近，而恰恰我没读过秋风的那篇文章，我们是不谋而合了。我们看到了，我们更加注重的是什么呢？注重的是专制制度对人类文明正常进度的损害。人类文明产生后都会面临有没有国王，怎么对待国王，怎么确定自己和国王之间的关系，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我们看到西方走的就是一条民主宪政的路，即使是在黑暗的中世纪，黑暗的中世纪也不是集权的中世纪，它是一盘散沙的，它的宗教的教会的很多学者也像阿奎那那样把一些古希腊的民主的思想用各种思想流传下来，然后就是文艺复兴，然后就是大宪章的确定，然后就是13世纪末、14世纪初的议会的建立和下议院进入议会，然后就是三权分立制度真正的形成，再往后就是几次大革命把西方政治结构的问题彻底解决了。也可以说，它一路演变过来就像过河一样，它一开始走的就是正确的路一直走到了现在。而中国这条路开始的时候走的是对的，和它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后来有一股力量使中国走上邪路，这条路越走越窄，水越来越深，最后差点把我们淹死，而且最后我们不得不向西方人去学习。上个世纪初有一句话是“太阳在西方”，因为文明我们可以从头学起，自己的文明已经失去信心了，然后向西方去学习，从西方照搬，但是中国人照搬西方的能力也不高，最后西方的东西也没有学好，自己的文化也没有继承下来，就出现了文化上的断层。

我引用的首先要告诉大家的是中国的税收是从什么时候产生的。中国的税收是从禹夏的时候，到大禹的儿子启，这时候税收就有了。在涂山召开了一个诸侯的盟会，万国就是各种小社区、部落，这就是国家，和现在的国家形态是不一样的。这样的共同体成员之间是相对平等的，周围的自然资源的公有的，君主是不能够独占的。共同体的首领，共同资源必须和他的成员之间必须实行分成的办法，而且他的共同体资源必须定向地用于公共事务，比如大禹治水就要整个部族的人都同意，他领导着这批人也脱离了直接的物质生产去治水，这属于一种公共事务，财政、税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生成。在这里面，国人有了一定的地位，可以参战，他有自己的资源，这些资源可以用来参军，支持对外战争，而平时这些资源就留在国人手里。国人向其君，也就是他的共同体的首领，提供有限的义务。君主利用集权的方式，借民力而耕种自己直接控制的土地，这就是商朝后来形成的助。老百姓出力，这是统治者和民众间的一种合作关系，干完活我还回来，我还有土地等着我去种。这种办法就没有把国人和统治者形成一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而是一种合作的关系。国人到后来由于没有成长壮大起来，面对权力的扩张，国人没有办法抵御，国人的失败，中国面对国王权力的扩张没有办法了，所以中国的制度的演变才走上了后来的那条路。

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几个政治理念出现得比较早。首先是《尚书》的《五子之歌》，里面运用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是赋税思想的一个来源，就是来源于民本思想，而民本思想出现得很早。但是这里面的一句话“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说的是老百姓的政治地位是很高的，你必须把老百姓的事情照顾好。《尚书》里的另一句话是“德为善政，政在养民”，我看到很多学者在批判这句话，“养”就是养活，养活老百姓，这是统治者高高在上的表现。其实，在汉语里面“养”的解释没有这么简单，它还有抚养、哺育、赡养，使一个人的身心得到滋补、休息的含义，所以“养民”就是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好一点，就是人民的生活要提到你的制度安排中的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上，这是“养民”，而不仅指你出钱养活老百姓。这种养民思想是民本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再下面这句话非常带有民本思想的特点，“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统治者的道德最重要的，因为道德不高兴的人也不会被选举出来，当时的统治者是选举出来的，而且禅让制有一定的选举成分。这样道德高尚的统治者，又统治着一个小社区，基本上就是熟人社会，大家都认识其他人，你当这些人的领导，自然道德就放得很重，而法制就不那么重要。中国传统社会重道德，而不是特别重法制，它是有历史渊源的。当以德来治理他的国家，让老百姓的生活过得和睦，大家的关系也比较均平，这种情况下我就可以协和万邦了。我周围的国家也可以搞好关系，以亲善、和睦来处理万邦之间的关系。这是民本思想的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再下面这个也很重要，“食哉为食”，这个食是广义的，一个国家的财政税收也是食，老百姓过日子也是食，民以食为天，政府也以食为天，谁没有食谁就过不下去。当人民需要正常生产的时候，不要去干扰，不要去用自己的意志去破坏正常的生产活动，这是中国民本思想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我在对外实行友好、亲善的政策，那么这个国家就治理好了。

《国语》里面的一句话，我觉得也很重要。“古者聚货不妨民衣食之利”，就是你怎么征税都可以，但是有个底线，就是你征税不能妨碍老百姓吃饭穿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思想，也是统治者经常会遗忘的一个思想。所以在统治者的重压之下，老百姓经常被搞得民不聊生、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们说这种制度大致是从上古时代，尧舜禹的时代开始，再往早说应该是从黄帝开始，一直到三代结束，到了西周末年就开始发生变化。

到了西周、春秋这两个半世纪的时间，兼并战争就兴起来了，在这个时候，各个诸侯国的财政需要大大增加，这就带来一场财政军事革命。所以“春秋无义战”，各种兼并战争此起彼伏。在这个过程中，对于中国古老的那种政治制度和财税制度是一个挑战，一方面生产力发展了，一方面财政需要增加了，处理不好就会出很大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君主主要从三个途径把资源集中上来，中国古老的那种征税方式就被破坏了。第一个途径就是垄断山林川泽，将公共资源据为己有。第二个途径就是料民。从齐宣王开始登记人口征税，国家权力可以一统到底，一直到各个社会成员，把你死死控制住，控制了你的人，国家就自认为有了统治能力了。第三个途径就是屡亩而税，初税亩就是这样的。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图的时候觉得有点诡异，但其实它很有价值，它反映的是国人暴动。国人暴动就是因为财税问题。原来大家可以比较均衡地索取山林川泽的出产，为了使得不被造成过度采集开发，大家还有共同的约定，可以说是国民之间的一个公约，但是周厉王把这一切都垄断到自己的手里，老百姓不能拥有这些东西。这就引起了国民的不满，周厉王不允许百姓骂，结果国人在某一个晚上把周厉王的住处包围起来，周厉王逃跑了。这是国人第一次表现出自己的力量，对于过往破坏祖上的规则，这个规则大家实行了很多年都没有变过，也是中国民间第一次暴力反抗不合理税收的集体行动。我觉得这虽然是一种暴力，但可以认为是正义的，基本上还是在体制内解决的。所以中国历史上就再也没有一个体制内可以解决国王的问题。所以我把它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进民退。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当国王第一次表现出垄断，这时候国人愤然暴动，但是随着国王对资源控制得越来越多，力量越来越强，国人的力量在一点点衰弱，一直到初税亩的时候就悄然无息的。这个过程是我们要特别研究的，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国人本来就不是很紧密的关系，他们是合作的关系，他作为一个固定的阶层，并没有形成自己的力量。当真正的国王在这种资源的配置下显示出自己的强制力的时候，国人由早期的愤然反抗，到后来默认现状，到后来不说话了，以至于大家都沦为编户齐民为止，中国的政治权力、国家政权就实现了对整个国家赋税和用税的全面的控制，这个时候所谓的皇权专制的制度才真正形成。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子产和子宽的一段对话。从这段对话中，你可以看出国人的挣扎，而代表国王的子产在加强治理，所幸子产比较开明，没有把事情做得很绝。也正是因为他的开明，或者是后面出现的一些收买行为，平息了国人的愤怒，使得国人觉得能过下去，就不反抗了，结果是步步退让，国王的权力逐渐强大。一开始是子宽告诉子产，大家都在骂他，“其父死于路，己为虿尾”，说他爹死在马路上了，他被毒蛇咬了。子产的话就非常有名了，“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闻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济也”。子宽说：“政不率法，而制于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如果你实行了政策不按照祖上实行的法度来做，这是不行的，你指定的政策是按照你的想法的。老百姓各有各的心思，是不一样的，如果大家的意见得不到尊重，那么你制定的政策能是好政策吗？大家知道，后来子产成功了，子宽退出了，而子宽最后代表的就是国人。他强调的是民间，强调的是大家的心思不一样，强调和国民商量，而子产强调的是国家强权，代表的是王权。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国人的力量奈何不了子产，同时也意味着奈何不了国王了。

最关键的一个历史的时刻在初税亩。“初税亩，非礼也。”《左转》是这样记载的。孔子也多次说过这个话，是对初税亩的一个反对。初税亩征收的是一种实物税，它再也不是君民之间的合作的形式了，而是变成了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当国王征税的时候，你再也不敢不交了，当国王乱征税的时候，你再也不敢在每个早晨把他赶走，让他消失。让国王消失从此在中国任何社会都失去可能性了。在西方是可以的，比如查理一世因为征税与议会发生矛盾了，大家表决国王要死，所以查理一世被砍了头，可以在体制内决定一个国王的生死。法国也是这样，路易十六因为征税和国民产生矛盾了，所以引发了法国大革命。中国再也没有这种可能，大家不能让国王改掉政策或者废掉国王，最后只有一个办法，就只能把国王杀了。又不能通过体制，通过大家投票，最后大家只好起义造反，所以中国历史上一次次改朝换代都是大家起义造反的结果。

这里面有几点启示。君主专制的基础是财政，如果他财政专制不起来，他的政治专制也不起来。君主专制独裁建立起来后，他就不需要和任何其他政治力量讨价还价，他的羽翼已经丰满了，中国社会的悲剧与悖论就由此而生。最高统治者认为国家意志至上，认为他的社会成员倾其所有所奉之，他有权任意地限制和剥夺私产，所以尊重和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在这种国家是出现不了的，私人主体只有遵行而无任何抗辩之自由，中国社会基层因此完全失去活力和动力。中国这个社会上面就是皇帝皇权，大批的知识分子和官员为皇权服务，下面就是亿万的草民，没有中间阶层。上下就靠科举制度来维持，科举制度把基层的精英都吸纳到高层去，为他的体制服务。这个体制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固的，民间是比较虚弱的，民间就没有什么力量和皇权来抗衡。如果相抗衡的话，除了动拳头、挥刀剑，没有任何办法。

第二点启示，财政税收为皇权专制的强化提供了强大的物质资源，所以中国传统的财政税收制度也就具有了说一不二的专制性质。君主专制的基础和本质特征就是财政专制。也就是说，我们大家花钱来培育出一个皇权专制，还要受它的剥削和欺压，这是中国人奴性的心理。

第三点，你也就明白了为什么老子、孟子、墨子、荀子等在春秋时代起劲儿地主张清税，反对对老百姓拼命地征税。为什么出现了《道德经》这样的宣讲清静无为的思想，它的出现背景是那样一个大背景。所以后世的人把孔子看作是复古倒退，恢复奴隶制，这都是无稽之谈。所以，实际上是孔子这些思想家们意识到专制独裁时代的到来，实行这样的思想主张。

我们下面要介绍一个中国赋税思想成熟时期的内容，我想主要介绍孔子和儒家的东西。《左转·哀公十一年》记载了一个故事，因为公元前484年孔子回到鲁国，他受到了很大的欢迎。当年年底，季康氏是一个鲁国很大的一个贵族，掌握着国家的政权，想要征收土地税，派冉求去询问孔子。当时冉求是孔子的一个家臣，而且地位非常高。冉求在代表季康氏向孔子来请教的时候，孔子总不说话，连问了三次，孔子都以沉默来对答。为什么不说？恐怕是为冉求来考虑，当时冉求在为季氏服务，因为他的思想反对征收这种土地税，他怕冉求将来面对一个复杂的局面。但私下里面，孔子多次和他说，“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你在施舍的时候要宽厚，如果你要办事情要采取不偏不倚，如果征税的话，要实行轻税。冉求当时没有听从老师的教诲，季氏还是征收了土地税，孔子就爆发了，怒斥“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这句话是和季康氏说的。季康氏其实非常尊重孔子，而且孔子回国以后，给他建立学馆，提供各种书籍，创造很好的生活条件。所以孔子很感激季康氏，季康氏向孔子请教说，自己统治已经费了很大的心力了，但是老百姓就是不认账，而且遍地都是盗贼，这究竟怎么回事？孔子说，如果你没有这么强烈的欲望，你给这些人钱，你赏赐他，他都不去抢劫和盗窃，所以这个根子还在你自己身上，你作为贵族太贪了。

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段话是非常有名的，我把它列为普世价值。它主要的不是谈个人修养，而是针对统治者说的，敦促统治者实行仁政。告诫他们什么呢？我编了这段话，大家看看是不是孔老夫子想说的。“你不愿意做的，不要强迫你的人民去做。你自己不愿意被奴役，就不要让你的人民遭受奴役。你自己不愿承受沉重的负担，就不要让你的人民被横征暴敛。”耶稣说过同样的话，他说：“如果你想要别人怎么样对待你，你也应该怎样来对待别人。”这和孔夫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意思完全一样。这个图是明朝流传下来的，说的是孔夫子带着学生过泰山，路遇一个妇人在哭，他让子路过去问问怎么回事，最后一句话就是“苛政猛于虎”。学界有一个共识，就是税太重。所以孔子最后告诫他的徒弟们“苛政猛于虎”。“百姓足，君孰以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以足。”这句话说明了征税和民生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如果民生有保障，如果经济发展很正常，那么你征税就有了保障，你的财政就会充足。这都是《论语》或者是孔子家语里面一些涉及到税收的一些问题。这句话比较有名，很多经济学的学者都引用它。有若是孔子的学生，他曾经和鲁哀公之间有一段对话，这段对话很有供给学派阐述的味道。鲁哀公问有若，现在闹饥荒了，我出现财政困难了，怎么办？有若回答：“何彻？”彻法在儒家的思想里面还不如助法，但是彻法的税率毕竟比较低，所以还能接受。鲁哀公就说，彻法的税率是十分之一，我现在征收的是十分之二还不够，我的国库就更空虚了。有若回答：“百姓足，君孰以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以足。”如果你在人民生活比较困难的时候降低税率，让人们的可控收入增加一块的话，人们生产的积极性增加了，创造的物质财富增加了，给你提供的税收就增加了。所以税收不是总是越高越好，而是到了一定程度，税收越高，你的收入越低。朱熹曾经在《论语集注》里面有这个解释“民富，则君不至独贫；民贫，则君不能独富。有若深言君民一体之意，以止公之厚敛，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说明有若的解释有很多经济学的含义。

这段话是《周易》的，孔子曾经给《周易》做过注释。“富且盛，则扣至。”孔子在这里做的注释是“今拥负之人而乘车。”就是一个人坐车还背着一个包袱，本来一个人坐车是不会被包袱了，只有贵族才坐车，那么大家肯定觉得不正常，也可能会招来盗贼的。“是小人乘君子之器也。”这个小人可能是个盗贼，偷来一辆车，背着的包袱也是偷来的，盗窃之人会用同样的手段把你的东西偷走。这段话说的是什么呢？坐车的就是坐车的，背包袱的就是背包袱的，坐车的人干了背包袱的人的事就是不正常的，一个政府做自己的事情最重要，而不是做老百姓的事，民间的事。

《大学》基本上是曾子搞的。这段话讲：“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大学》是儒家的五经之一，它阐述的是儒家的思想，但是它阐述的和孔子的不一样，有的地方还挺深刻的。财富要不就在官，要不就在民，在官就是财聚，在民就是财散。你首先要让财富散落在民间，让老百姓有生产的财产可以依靠，反倒不会造成老百姓离散，你控制的人口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如果你用不正义的手段来的财富会引起民间的反对，是不义之财。如果你一定要取这些财，那么这些财最后也不归你，最后会被别人以同样的手段夺走。可是说是从事情的情理上给统治者提建议。

儒家三代对赋税问题的认识是不断加深的一个过程。孔子认识到不断加税是有害于民的，对重税持反对态度。曾子将赋税的征收上升到一国的政治层面，而主张散财于民间，以换取民众的支持和政治供给，这里面带有交换的味道。实际上税收不仅是分配问题，还是交换问题，而且这种交换更多体现在国家和纳税人之间的关系上，这个方面在经济学上探讨的人还不是很多，但是确实是很有价值的一个方面。孟子进一步认识到执政者和保障民之生计之间的内在关系，主张勘定民众的土地财产，以为征税之前提条件。

我们刚才说了，中国的赋税思想是非常丰富多彩的，由诸子百家一条条提出来，但是真正流传下来的只剩下轻徭薄赋。为什么轻徭薄赋这个思想能够流传下来呢？轻税符合执政者维护江山社稷的需要，所以它留下来了，其他的思想不利于维稳，所以不能留下来。第二，即使是轻税，统治者也是很难做到的。历代的统治者，从兴起到灭亡的循环往复，证明了赋税与政治的密切关系，所以中国尽管是或者是曾经是文明兴起最早的、赋税思想最为丰富多彩的国家，到头来却成为一个政治思想贫乏而扭曲，财税思想只作为执政者筹钱工具才得以存在的可怜的工具，其公共财政、现代税制的构建最后只能从西方照搬。但是执政者却常常不认同做西方的学生，总是心存被颠覆的疑虑，而许多学者则愿意为权力和体制服务，也总是能为搬和不搬找到合适的理由，这就是中国财政建设只谋其壳，而无实质性内容，以至于陷入制度性僵局，财政税收的征收和使用只为体制和权力服务的根本原因。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传统文化中合乎普世价值的部分也同时被排斥得无影无踪，也就导致中国无法为当今世界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被某些人捧上天的所谓的中国模式，我是持否定态度，不过是新时期的皇帝的新衣，骗人骗自己的把戏而已。现在中国奉行的财税理论仍然是国家分配论，它是一种国家本位的理论，它的产权非常明确，是国家，实际上就是政府本身。在中国，这两者始终没有分开，分来的理由和事实都没有。所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个里面仍然没有过时。最后我要说的是，中国要走自己的路。有一些核心的东西，我们常常认为是西方的价值观或者说普世价值，其实不是，它们不是外国的东西，而是我们中国自己有的东西，忘掉的、忽略的东西。

2011年6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