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兴起于中国从封建到帝制的大变革时代。对这场变革人们的态度不同，有的人深恶痛绝，有的人很高兴。前者的代表是儒家，后者的代表是法家。儒家在这场变革中，决心捍卫“周制”，抵制“秦制”。他们用封建制抵制帝制、用贵族制抵制官僚制、用王道抵制霸道、用君臣的逻辑抵制行政化的逻辑。但最终的结果，“秦制”战胜了“周制”，儒家彻底失败。儒家还是生存下来了，但却放弃了自己的诸多原则。

封建制能让人感受到“温情脉脉的面纱”，给人留下美好的回忆。虽然封建制的确有一种道德美感，体现了一种伦理精神。但封建制不就是宪政、自由，这一点，我和秋风有很大的区别。在课堂上，有人曾说：中国人相信人性可以改造，所以相信伦理，西方人不相信，所以就鼓吹和迷信制度。我觉得，在伦理可以起作用的范围内，西方人同样相信伦理，而不相信制度。如果共同体小到一定的程度，那么伦理就可以起非常大的作用。就是西方人，也没人主张在家庭内部搞民主选举，也没有人要对父亲实行三权分立。如果共同体小到了一个熟人社会，小到了一个亲人社会，亲情本身就起了制约作用。也可以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封建制度有两个根本的制约因素。首先信息对称。人们祖祖辈辈都在一起，非常稳定的依附关系，自然就建立起信任，不会“人一走，茶就凉”。其次是重复博弈。没有人希望搞一个敌人在身边，或者做一锤子买卖。这是一种天然的权责对应，没有任何制度保障。父亲天然对子女负有责任，子女就因此承认他的父权。很大程度上，熟人社会中领主与他的附庸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既不是平等的，也不是自由的。秋风把封建说成自由，就相当于说农奴制是自由的，这有很大的问题。农奴制本质上就是封主和封臣之间的关系。中世纪封建制中，每一等级都可理解为恶封主和封臣的关系。诸侯是天子的农奴，卿大夫又是诸侯的农奴，士又是卿大夫的农奴。实际上，这种关系是一种保护和服从关系。上位者保护下位者，下位者服从上位者。秦制取代周朝封建制，建立了强权统治，人们不难体会到原来关系的“温情脉脉”。秦制的苛刻，在雍正的一个小故事中有所体现。有人上表拍雍正皇帝的马屁，表示皇恩浩荡，即使粉身碎骨不能报万一。雍正皇帝写了一句批语：“但尽臣节所当为，何论君恩之厚薄”。直白一点，就是说：你当狗就行了，我对你好也罢，坏也罢，这不是你要考虑的，你就是狗。显然，这种严苛的关系在贵族制时代是不存在的。在小共同体本位的时代，亲人关系、熟人关系都不会是这个样子。

儒家为了捍卫周制，建构了一套小共同体本位的伦理和政治概念。我有一种方法论原则：要理解一个东西，不要看它主张什么，而是要看它反对什么。孟子批判杨墨“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反映出的就是小共同体本位的特征。是否愿意“拔一毛利天下”不是善恶的判断，不存在该不该“拔一毛利天下”的问题。问题是，这“一毛”谁有权利拔？按杨子的说法，我的“一毛”只有我才有权利。这是个人本位的。按墨子的说法，你的“一毛”要符合天下的利益，有利于天下，就该拔。孟子则说，我的“一毛”既不是属于天下的，也不是属于我的，而是属于父母的。赵岐解释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我不敢毁伤。“不敢毁伤”不是我不应该毁伤，而是我没有这个权力。这强调了一种家庭观念，表明儒家的小共同体概念，既高于个人，也高于天下。此即“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按照这种观点，为了孝道，可以不去服从国家，我就是要做孝子，就是不为国家打仗。“大义灭亲”的宏大叙事在儒家看来都是鬼话。儒家就是要“亲亲”高于“尊尊”。后来法家对儒家攻击，也主要集中在这一点。

然而，封建制斗不过中央集权制，儒家后来惨败。不光是中国是这样，西方的历史也是这样。尽管封建制在道德上给人以美感。但是西方中世纪在没有中央集权的帝制的情况下，虽然有查理大帝等强大的君主，出现了波兰、瑞典等强大的国家。瑞典和波兰都曾欺负过俄国，但是俄国一旦实现了中央集权，这两个国家都被它打得屁滚尿流。尽管俄国比波兰和瑞典都要野蛮得多，经济、文化也落后。但波兰和瑞典就是打不过俄国。讲的简单点，就是君子斗不过流氓。秦制战胜周制，说透了，也是这么回事。儒家当然对此耿耿于怀。他们后来“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刚才秋风说，董仲舒把秦制给驯服了，基本上是，秦制把儒家给驯服了。尽管董仲舒总是力图保留自己的一点东西，就是企图用一种神秘主义的谶纬之学吓唬皇上，保留一个所谓的“天命”。这个“天命”，君主是不懂的，只有“我”才懂。只有我才有对“天命”的解释权。可是，大家知道，这管什么用呢？搞思想史的人提出过一种说法，叫做“历史上的第二次‘焚书坑儒’”，指的就是从南北朝到隋唐这段时间内，谶纬之学的禁绝。讲得极端一点，正如王安石所讲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谁能制约得了君主啊？天明不在乎，天命由我说了算，讲什么谶纬之学，我就把它查封了。谁讲谶纬，我就杀了谁。历史上很多人都是这样被杀的。我们的皇上就是不理这一套的。你想制约他，就是不行的。所以后世的儒家一直有很深的这样的情结，包括后来宋明理学中的程朱和陆王两大派。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也是想维持儒家的“天命”解释权。比如说朱熹痛骂叔孙通，本质上就是在骂秦制对儒家的扭曲。人们通常认为，宋明理学中，朱熹比较强调约束，陆王比较强调放纵的。但朱熹讲的约束，主要是讲约束皇帝，心学讲的放纵，主要是讲放纵老百姓。但是，老实说，后来儒家的发展，讲约束就是讲约束老百姓，讲放纵就是放纵皇上。阳明心学中，讲放纵最多的是李贽。他的下场是什么，大家都知道。讲约束皇上，讲得最极端的就是海瑞，他的下场是什么，大家也知道。李贽和海瑞好像还都是回回，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有很多有意思的背景。最后仍然是，讲约束就是约束老百姓，讲放纵就是放纵皇上。

只要制度不变，这种情况就变不了。这种情况真正发生变化，就是始自西学传入中国。西学传入中国，能够在中国人心中产生那么大的波澜，就是源于反法之儒。这些人正是“周秦之变”之后，对秦制非常不满，想复兴周制的这帮人。他们认为，中国从秦汉以后就不行了。那个时候的人，从来没有讲“商鞅变法”有多伟大。最早对西学有好感的人都是骂商鞅的，都是骂秦汉的，也都认为三代很伟大。老实说，我认为这就是普世价值。最近有人写了一篇文章，说我们老用自有、民主这些词，然后以此和西方争论：你的那个民主是假的，我这个民主才是真的。用他们的话语肯定是争论不过他们的，所以作者就主张，我们干脆就不用这套话语。我们就将仁义道德，不讲自由民主。你讲自由民主我就不跟你谈，只谈仁义道德。老实说，你谈仁义道德就谈不过人家。戊戌前后这些人，都是谈仁义道德，没有谈自由民主的。郭嵩焘、马建中、王韬、薛福这些人都是在讲：人家是仁义道德，我们自己就是不仁不义。就是当时的极端保守派也持类似观点。比如，参了郭嵩焘一本的刘锡鸿、把留美幼童搞黄了的陈兰斌等，他们私下都讲人家是仁义。刘锡鸿甚至还说，英国人“上下同心，以礼自处”、“地方整齐肃穆，人民欢欣鼓舞”。老实说，对英国的这种评价，我们的自由主义者都没有说过。他们还说过什么，英国是“仁爱兼治，圜海归心”。当然，他们说的是英国自己，没有说英国对我们是这样的。只是说，英国对他们国内是这样样子，反侵略他们自己并不含糊，他们也不是卖国贼。但是很明显，人家在国内就是做得比我们做得仁义。因此，我觉得这个里面就是普世价值。讲仁义道德，人家比你仁义道德；讲自由民主，人家也比你自由民主。就是这么简单，你讲到天上，也不能把恶的讲成善的。这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是道德的力量。

老实说，那个时期就是一个抵制秦制的时期，只是后来发生了宏大的变化。这期间，日本的影响起了很大的作用。日本近代化是走出周制，并不是走出秦制。日本的明治维新，很多中国人介绍日本的时候，感想都是周秦之制，包括日本的废藩置县、独尊天皇，甚至包括日本人讲的自由。福泽谕吉讲的自由，就是讲从封建领土那里“自由”出来，效忠天皇。受日本的影响，后来学习西方的中国人，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从“引西救儒”来走出秦制，相反地变成“引西排儒”来追求秦制。这样中国和西方接轨的资源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把和“西儒的对立”搞得很厉害。当然，搞得最极端的还是五四前后的一批人，包括毛泽东。我觉得，毛泽东后来的表现有着很深的根源。我们看毛泽东中学时代的两篇论文，一篇是《宋襄公论》，他在里面大骂仁义道德，称之为“蠢猪似的仁义”。另一篇是《商鞅南门徙木立信论》，把商君称为4000年来最伟大的学者。很有意思的是，毛泽东欣赏商鞅，其实是欣赏商鞅最残酷的一个做法。商鞅主张不要救济流浪的穷人，救济穷人是养懒汉。不救济流浪的穷人，还要把他们抓起来劳改、劳教。毛泽东认为这是“孥贫怠以绝消耗”。毛泽东那时候对穷人有这样的见解，这可不是“为人民服务”那个宗旨。中国就这样走进了“荆轲刺孔子”这样一个荒诞的时期。本来现代化应该走出秦制，但是所有的人都拿孔子开刀，尤其是到了80年代。如果说，五四的时候“荆轲刺孔子”还真是一个认识问题，到了80年代，“荆轲刺孔子”纯粹是一个形而下的考虑。你惹不起秦始皇，所以你才要刺孔子。你不敢讲现实，所以才要借着骂祖宗来讲。到了90年代事情终于走向了反面，其结果，不是“荆轲刺孔子”了，而是荆轲保守了。荆轲的保守不是表现在荆轲尊孔，而是表现在荆轲颂秦王。很多人，包括今天很多的儒，他们是在尊孔吗？不是。他们是在尊君上、伐后王。

（本文为2011年5月“第二届儒家学术研讨会：儒学与现代社会治理”录音整理稿，未经发言者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