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会在中国正茁壮成长，应当说是越来越引人注目，越来越重要了。去年我们发起的首届“中国社会创新奖”，总共有160多个民间组织申请我们的奖项，许多项目做得非常出色，对国家和公民意义都很大。对公民社会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说明不仅中国的公民社会已经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而且研究公民社会的学者也形成了一种气候和力量。

这也说明一个道理，任何事物只要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符合社会进步的要求，就会像雨后的春笋一样，不但阻挡不了，而且使人赏心悦目。2007年，我专门就公民社会与和谐社会这个主题发表过一个很长的访谈。对公民社会与和谐社会的内在联系及重要意义，做了较为全面的论述。集中到一点就是，没有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和谐社会。由于那个访谈已经发表，而且收入了我的访谈录中，我不想重复，这里我想谈谈“中国公民社会的现状与未来”。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结构分化大体定型：以政府官员为代表、以政府组织为基础的国家系统；以企业主为代表、以企业组织为基础的市场系统；以公民为代表，以社会组织或民间组织为基础的公民社会系统。改革开放后，首先分化的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经济社会)，其突破口是政企分开。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量的民间组织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产生，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开始产生，国家与社会开始适度分离。

目前，正式登记的社会组织45万，备案的社区组织25万，实际存在的300万左右。年均增长率在8-10%。这些民间组织几乎覆盖了社会的各个方面：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劳动、民政、体育、环保、法律、慈善等公益领域及中介、工商服务，初步形成体系。仅6万多个行业协会就联系企业会员2000多万，4万多个学术团体联系专家学者500多万，专业协会联系1000多万家。

各类社会组织的经济实力也开始显著增强。据统计，到去年为止，社会组织拥有固定资产1089亿元，年收入约1247亿元。这只是大致的一个统计，实际上应当远远大于这个数字。

中国的民间组织开始走向国际，这是近年来一个引人注目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全国性社团已经在122个国际组织中担任领导职务，在92个国际组织中担任理事。

作为公民社会的基础，各类社会组织或民间组织在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正在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在经济生活方面，社会组织通过积极参与各类经济活动，推动经济合作，促进经济发展；通过提供就业机会，扩大就业渠道。各类社会组织中的从业人员正在迅速增加，目前已有专职人员540万人，兼职人员500多万人，注册志愿者2500多万人。许多经济类社会组织和行业组织，还在规范行业行为，维护市场秩序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政治方面，社会组织是公民参与的重要渠道，是推进基层的重要动力。民间组织也是沟通政府与公民的桥梁，有利于增强官民之间的互信。社会组织对各级政府的决策正在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有力地推动着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近年来，许多地方的社会组织开始承担部分政府的公共服务，为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做出了贡献。

在公益方面，各类社会组织一直承担着扶贫济困，促进慈善事业的重任。汶川地震后，政府对社会组织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社会组织在社会救助方面开始与政府有了实质性的合作。社会组织的公益作用还特别地体现在保护生态，改善环境和维护社会治安，促进社会和谐方面。

在文化方面，社会组织有助于塑造民间规范，维护社会团结；特别是在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方面，社会组织的作用非常突出。例如，社区居民的文化体育活动，许多都是由社区的居民社团发起组织的，它们对于提升社会的文明风气，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全社会对民间组织的认识发生根本性转变，开始从原先的否定和怀疑为主，转变以肯定和支持为主，但各种偏见仍然严重存在，特别是把社会组织设想为政府的天然对手。社会组织的相关制度环境开始得到改善，特别是一些地方性法规有了实质性的改进。例如，在有些地方，基层公益性的社会组织已经开始试行备案制度。但是，中国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从整体上说，还是制约大于鼓励，重要的法律法规也尚不完备。

党和政府对社会组织已经开始从原来的管制为主，转向培育和鼓励为主。这次《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纲要》中，首次以突出的位置正式提出要“加强社会组织建设”。这是一个实质性的转变。伴随着这一重大转向，对公民社会的资源供给明显得到改善，政府资助、服务转包和社会资助开始增加，不过从总体上说资源供给还相当不足。

公民社会的自身建设明显改进，公民素质总体在提高，尤其是公民意识明显增强。社会组织的人才、机制、管理、经费都远胜过去。但中国公民社会自身的问题仍然很多，社会组织的自律不够、人才缺乏、行政本位等仍然存在。

全社会要改变对公民社会的认识，转变对公民社会的态度，特别是各级党政官员应当对公民社会的战略意义有深刻的认识，从而采取积极鼓励和合作支持的态度。党和政府要进一步完善法规，依法对社会组织进行管理；要加快放松对社会组织的管制，更多地给予培育和扶持。各级政府应当广泛吸收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特别是积极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重要作用，鼓励它们承担更多的公共服务，努力营造官民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

（本文系作者在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公民社会与和谐社会”研讨会上的讲话）

来源：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