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为什么反对斯托雷平：宪政民主、“分家”公正与改革合法性问题

显然，在“转型正义”问题上把自由与公正对立起来是危险的。把自由与民主对立起来也是如此。上文述及，杨震与吕新雨先生都对俄国当时的民主啧有烦言。尤其是杨震，对民主（必须指出他讲的不是左派所谓的“大民主”或以福利国家为特征的“社会民主”，而就是政治自由意义上的宪政民主）“侵蚀掉了改革所必须的政治权威”很有情绪，对斯托雷平的铁腕极为欣赏。但实际上，如果说在“要否分家”的问题上自由与公正是一回事，那么在“如何分家”的问题上民主与公正也互为表里。

因为怎样的“分家”算是公正确实很难说有个绝对客观的标准。就当时的俄国而言，平心而论，要贵族们无条件放弃割地也不切实际，因为不仅“分家”中他们应该有一份，而且如要避免“革命”，这一份比农民大一点也在所难免，但不能太离谱，更不能太霸道。套用列宁的用语：无论把市场经济的独立田庄建立在“特鲁别茨科伊老爷们”的废墟上还是建立在“破产了的村社农民”废墟上都是不合理的。立宪民主党人也知道这一点，他们的方案只是个讨价还价的基础，无论与农民还是与权贵都还是可以谈判的。

但权贵一意孤行当然不行。从常识来讲，“分家”过程不同于分家之后的私产，在“群己权界”中如果说分家后的私产属于“己”域，不能由“公意”来支配，那么这分家过程则属于公共事务，应当遵循“群域要民主”的规则。为什么国王征税会招致抗议，而实行宪政民主后国会征税更多，人们还愿意交？因为“无代表，不纳税”，民主赋予了赋税以道义合法性。同样，为什么“掌勺者私占大饭锅”招致非议，而民主转型国家出售国有资产可能更便宜，人们也认可？也是因为宪政民主赋予了“分家”以公正性。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当时俄国两个官方改革家，沙皇委派的前后任首相：宪政改革派维特和“铁腕改革派”斯托雷平就有很大不同。他们两人其实都希望在维护权贵利益的前提下推进改革，具体的“分家”方案也差不多。而且维特主张分家还比斯托雷平更早，所以在杨震先生这篇几乎骂遍了所有俄国人的大作中，维特大概是唯一与“孤独改革英雄”斯托雷平同受追捧的“好人”。

但杨震不知道（或者假装不知道）的是，恰恰正是维特极为反感斯托雷平的做法，并且维特也是“不公正的改革引发反改革的革命”这种见解的最早提出者之一。当时维特认为村社问题已经等了几十年都未解决，不妨再等几个月，争取与杜马谈判达成妥协。他反对“从政治—警察的角度出发仓促轻率地实行农业改革，但又不解决农民生活的一系列问题”。在他因不肯镇压而被沙皇罢黜并被斯托雷平替换后，仍然坚持初衷，认为经济改革应该与政治改革并行，分家进程应该与宪政及代议制的进程同步。他主张在“分家”同时要给予农民平等的公民权，即“像所有文明国家中通行的那些文明的权利”。他谴责斯托雷平“在实行强制私有制的同时并未给农民以我们享有的全部公民权”，导致这些“无权或半无权的私有者——农民”被掠夺，“结果是骚乱四起，农民中产生了千千万万的无产者”。维特预言这场“注入了浓厚警察色彩”的改革“将来很可能招致严重的革命动乱”。维特于1915年去世，仅仅不到两年后，他的预言便成为事实。

作为贵族改革家的维特所欣赏的具体分家方案其实与斯托雷平并无大异，区别在于他认为这种事必须与人协商，不能一意孤行。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劳动团与以立宪民主党人为代表的自由民主派的“分家”方案其实是不同的，但为什么他们能合作？不是因为后者“盲从激进大潮”，而是因为他们都认为这种问题是必须大家商量的，不能由统治者私相授受。在当时的俄国，如果说民粹派与“分家派”（政府与反对派主流，包括劳动团、自由派甚至马克思主义者其实都要分家）仍有“是否分家”之争，那么政府与反对派主流之间就是“如何分家之争”，而维特与斯托雷平的矛盾甚至不在于具体的分家方案，而在于面对“如何分家之争”时要不要与人协商，实际上就是要不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与斯托雷平不同的是维特愿意与反对派商谈。他虽然也反对收回“割地”，但对赎回割地的建议并没有一口拒绝，而是表示愿意就此问题继续与杜马中的反对派讨价还价。而斯托雷平则认为根本不能允许杜马讨论这种问题，一定要讨论，就干脆解散杜马，进行镇压。

结果是：拒绝宪政导致不公正的分家得以一意孤行，尽管这降低了吕新雨先生所说的“国家交易成本”，创造了杨震先生欣赏的经济增长，但却破坏了改革的道义合法性，把多数俄国人从“公平分家派”逼成了反对分家派，最终“反改革的革命”爆发，无论“普鲁士道路”还是“美国式道路”都化为泡影——事实不就是这样吗？

民间情绪的“反尺蠖”现象：斯托雷平如何造就了列宁

说改革引发农民不满，当然不是说不改革农民就满意。正如我前面所说，当时专制权力在交替以“改革”和“反改革”的方式倚强凌弱、维护特权利益，由此形成的“尺蠖效应”就导致了民间的“反尺蠖”情绪。即当局“改革”时民间有“反改革”情绪，而当局“反改革”时民间却有改革情绪。说到底，如果只讲“改革”与“反改革”而不讲如何改革，你就根本无法解释官民之间何以如此互动。正如只讲“是否分家”而不讲“如何分家”，你就根本闹不清一个宗法式大家庭在末期会发生怎样的矛盾。

杨吕二位一右一左，都是犯了这种糊涂。糊涂起来就不看事实。杨震先生以权贵利益划线，把维特与斯托雷平划为两个好人，沙皇算是动摇的，而其余都是反对分家的坏人，而且是“改革尚未实施”就已经反对。但事实恰好相反：维特是反对斯托雷平的，而多数俄国人本来并不反对分家。前已述及，在1905年以前，要求“分家”事实上是民间的呼声，无论农民群众，还是自由主义乃至马克思主义者，对村社这种“畜群式管理”都是不满的。而独立田庄这种后来被斯托雷平强制推行政策搞得声名狼藉的“反村社”农业模式，本来也并非政府提倡，而是农民中自发出现并曾受到政府打压的。再往前追溯，当年若不是农奴不断逃亡，“主人”难以管理，怎么会有1861年废除农奴制的改革？但正是由于统治者私心自用，使改革变成对农民的掠夺，反而导致“反改革”的农村骚动，以“复古”为诉求的民粹主义也正是因此成了气候。然而到了1880年代，统治者自己充当“俄国人民历史古董的鉴赏家”出来“反改革”了，民粹主义反而日渐衰落，除了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联手对民粹派的批判确实比较成功外，统治者的“警察民粹主义”糟蹋了民粹主义的声誉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而斯托雷平时代民粹主义再度崛起，并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也是由于同样的机制。本来与杨震的说法相反，斯托雷平上台前俄国社会的民粹情绪相对而言并不强。就以劳动团议案来说，如前所述它既反“地主”又未提“村社”，面目并不是很清晰。杨震咬定它“反对分家”，是农民“保守、反改革”的体现。但列宁却极言它实际上是要通过“美国式道路”实现公平分家，自由主义者也正是因此同情它。应当说，劳动团当初可能确实两种倾向都存在，而且都不难理解：农民不喜欢当局的“反改革”，他们要自由，倾向于分家；但农民讨厌1861年式的改革，反对不公平的分家。在1905年，这两种倾向可以说是平分秋色。今天的研究者大都把劳动团视为“自由主义民粹派”或“民粹派自由主义者”，其立场虽不一致并且有摇摆，总的来说是介乎自由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由于第一、二届杜马选举相对而言比“斯托雷平杜马”真实得多，而劳动团基本上就是农民代表议员团，所以其倾向基本能反映俄国农民的一般倾向。同时劳动团与立宪民主党立场虽不尽一致，但总的来说关系较好，自由主义因此也成为这时杜马的主要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俄国民意的主要倾向。甚至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这时也几乎全是“分家派”，列宁的“土地国有化”在他们中曾引起广泛反对（即便在列宁自己一派的布尔什维克中也是如此），而如前所述，列宁也是以把“国有化”解释为公平分家、公平地取消公社、公平地推广独立田庄，而不是解释为提倡集体主义，来说服他们的。

然而到十年后，情况已经完全今非昔比。斯托雷平的做法使农民普遍一面倒地支持民粹派的社会革命党，这从立宪会议选举的结果可以看到。而劳动团已经不再被提及。自由主义的中、右派，即对斯托雷平改革同情或者不那么反对的十月党和进步党已经毫无影响，只有自由主义左派或曰自由民主派的立宪民主党，即被杨震诬为“为公正丢弃了自由”的“多数自由主义者”还保留一些影响力，但与1905年时他们“既能说服庄稼汉，又能说服小市民”的状况也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杨震先生居然还批评他们讲公正！不是说立宪民主党就没有不妥（他们没能与温和的维特政府达成妥协令人遗憾），但总体上讲，铁的事实不是他们“为公正丢弃自由”，而恰恰是立宪民主党由于还讲点公正（反对斯托雷平）而保有了一定的公信力，使他们还能成为抗拒民粹大潮坚持自由的最后力量（尽管时势至此也于事无补）。而那些不讲公正、依附权贵的“自由派”早就被社会抛弃了。至于那些反对公正、却把“掌勺者私占大饭锅”当成“自由”的人，本来就是败坏“自由”声誉的罪责者，无论其主观愿望如何，客观上他们与民粹主义煽动家在毁灭自由、使俄国陷入“通往奴役之路”的过程中是合作者，正如在如今这场关于俄国史的辩论中杨震吕新雨两位先生实际是在唱双簧一样。

真正“丢弃自由”的是列宁。用我的话讲，斯托雷平时代发生了“民粹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双向异化”，在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开始放弃民粹主义、接受西欧社民党理念的同时，以列宁为代表的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却放弃正统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而转向民粹主义乃至“超民粹主义”。1917年二月革命并非列宁所预料，更非其发动，但革命后他一回国就发现“激进大潮”可用，为此抛出“四月提纲”，又来了个理论上的大变脸。他不再讲“美国式道路”与公正分家，更把什么劳动团的主张扔到脑后，而“完全是按社会革命党人的委托书”提出了“照抄”民粹主义的土地—农业主张，并且反过来称民粹派“背叛了他们自己的纲领”，以此为理由镇压了他们。多年后季诺维也夫曾得意地说：当年民粹派指责我们的那些罪名（太“自由化”），现在被我们用来骂他们了——季氏没说出的潜台词是：当年我们骂他们想搞“人民专制”等等，现在正是我们在搞。季诺维也夫把这称之为“奇特的历史化装舞会”[6]——跳了一阵子后大家一拉下面具，原来“你”是我而“我”是你。当然实际上我比“你”还你：“列宁主义”至此已经变成了“超民粹主义”。

总之，一系列阴差阳错使列宁取得了最后胜利。这既非“必然”，但也不是他有什么神通能创造奇迹，而就是他能抛弃一切“原则”、最大程度地利用杨震所说的“激进大潮”所致。而这“激进大潮”虽有民粹主义传统为土壤，直接激起这一波的就是斯托雷平改革。自由民主派没有“盲从激进大潮”，他们只是无力抗拒，而列宁又岂止“盲从”，他是主动地抢“潮头”。但这个大潮也并非他所能掀起。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斯托雷平造就了列宁。

事实、逻辑与常识岂能抛弃：评一种信口开河的文风

今天回顾俄国历史，斯托雷平与列宁一样是绕不过去的人物。从不同时代、不同语境、不同视角观察他们，就有不同的形象。苏联时期斯托雷平曾被描绘得十恶不赦。“剧变”后他成了正面人物，从他的个人品格和他改革的市场经济方向看（连列宁当年不也肯定这一点吗），这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当俄国建立了宪政民主后，在经济转轨的时期，似乎“民主与否”不是问题，而“市场与否”仍是问题的俄罗斯把他抬得很高，也是很自然的。但到普京时代出现“民主倒退”的问题后，继续拔高斯托雷平就又成了引起争议的问题。普京时代开始热起来、最近由我们推荐、作序而出版了中译本的索尔仁尼琴的历史巨著《红轮》第一卷更是塑造了一个高大完美的斯托雷平形象。对此金雁在其书评中将会有详细分析。但《红轮》第一卷写于斯托雷平被主流舆论极度妖魔化的1960年代，苏联当时的体制更是与斯托雷平追求的截然相反的计划经济体制，索翁这样写，是在批判主流。这与以“新沙皇”自许的普京大捧斯托雷平已经是两回事了。而杨震大捧斯托雷平与吕新雨大捧列宁，更是一种歌颂主流的趋时之举（尽管是分别歌颂主流的两个方面），与索翁的斯托雷平情结是全然不同的。

可是无论出于何种语境、何种视角，基本事实与逻辑还是不好违背的。杨吕二位在这两个方面实在缺陷太多。杨震已如上述，吕新雨的文章就更是惨不忍睹。其文巨长不说，单位篇幅的“硬伤”密集度就让人吃惊。我在拙著新序中曾节录仅五百余字的一小段，硬伤就达十多处，真是信口开河，出口就错！该序限于体例未说全，兹把这一小段“校勘记”就此写下以供欣赏（原文连续，为校勘方便，每校一误另起行，校勘记在括号内）：

在赫鲁晓夫执政的七十年代（赫鲁晓夫执政在七十年代？初时还以为是笔误或排印错误，后观下文频频出现1972、1973年字样，才知道吕君真的语出惊人），

苏联再度出现严重的粮食匮乏，赫鲁晓夫不得不恢复战后早就停止的凭卡供应制度（这是典型的“反修”时代语言：说什么赫鲁晓夫的农业比斯大林搞得差，而我们则比斯大林、当然更不用说比赫鲁晓夫搞得好。开的什么玩笑？按西方国家的标准看，苏联农业的确糟糕，赫鲁晓夫时代亦然。但说赫鲁晓夫时代比斯大林时代乃至中国改革前更糟，无论西方还是苏联，包括苏联解体后以揭丑为能事的年代，都从未有过这种说法。这种神话只出现于“反修”时代的中国），

苏联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从国外进口大量的粮食（错！赫鲁晓夫时代苏联粮食有出有进，但一直是净出口。正如下文所言，苏联粮食净进口是出现在赫鲁晓夫下台后。而且即便到那时咱们抓住这净进口说事也是偏见。1970年代苏联大量进口粮食是不假，但那时苏联人均产粮，尤其是人均用粮水平与斯大林时期相比，更不用说与我们相比要高出多少你懂吗？），

1972年苏联在世界市场上购买2800万吨谷物，其中1800万吨是从美国购买的，为此国家动用860吨黄金储备，这倒是刚好解决了美国战后长期无法解决的农业过剩危机，并且有力地拉动了美国农业。1973年苏联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粮食净进口国（1972年、1973年苏联是谁执政来着？）。

赫鲁晓夫执政十年，集体农庄庄员作为劳动报酬的粮食逐年减少（粮食以外的报酬呢？），

这是因为农庄收入太低，农业投入物资涨价超过了农庄的收益，而粮食收购的数量却不断增加，这使得按月支付劳动报酬的办法成为空话（赫鲁晓夫时代虽然农庄报酬货币化程度已经提高，而且也有一些农庄实行了月薪制，但当局从未决定在全苏实行，何言“空话”？后来全苏集体农庄按月付工资是苏联最高苏维埃1966年决定的，那时赫鲁晓夫已经下台，而且这个规定也并未成为空话，相反倒是这种不管收成如何都保证按月发工资的做法使庄员激励下降，引起非议）。

并使得农庄庄员不得不大量流入城市去谋生，有的州的集体农庄有劳动能力的人在七年的时间几乎减少一半，这正是由于农业凋敝而产生出的“民工潮”（农业生产率越高，所用劳动力越少，在吕先生看来就越是证明“农业凋敝”，照此看来生产率最高农民最少的美国农业当然比苏联更“凋敝”得多，而我国改革前80％的劳动力搞饭吃还解决不了粮食供给，当然就是“农业繁荣”之证了。其实农民减少本身并不是问题，农民因强制性圈地被迫流入城市，以及进城后受到制度性歧视而成为另类“农民工”才是严重的问题。苏联当然不能说做得好，但是吕新雨先生，您以为我们有资格在这方面批评人家？）。

1963年粮食产量甚至不到战前的一半（天下奇谈！整个这段话几乎句句硬伤，错得让人不忍卒读。本来，吕新雨对苏联史可以说是一窍不通，她这段话出注说是引自《苏联兴亡史论》第562-563、634-637、694-698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但是这本书虽然号称“国家重点课题”，又是由专出“官书”的中国第一号出版社出版，却偏偏硬伤极多，行内人早就指出它连俄国沙皇的顺序都颠倒错乱，还闹出了“尼古拉三世”的笑话[7]，而就在吕新雨引用的这几页里，非专业人士也应该能看出的硬伤也比比皆是（例如：“1954-1959年间，苏联农业产值以平均每年70％的速度增长。”我的天！连续6年几乎每年翻一番！还是农业！诸位看官你们相信么？）吕新雨不是行内人，见书就信倒也罢了，偏偏她还“锦上添花”，又进一步创作了原书没有的新硬伤。例如说：苏联“1963年粮食产量甚至不到战前的一半”，这还了得？！想那1931-1932年间苏联农业减产20%，已经饿死了800万农民！吕还有没有点常识，知不知道这样一个大国产粮“甚至不到几十年前（按：那时俄国人口要少很多）的一半”意味着什么？！亏得吕先生还扣我一顶“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包括美国人在内的任何反苏反共分子怕都想不出对“社会主义苏联”如此夸张的诽谤吧？其实1963年苏联粮食虽遭灾大减产（10750万吨，为1957年以后的最低产，情况确实严重），仍然比战前最高产量（1937年9740万吨）高出10％多，而且也不低于俄国有史以来直至1956年的任何一年[8]。查对原文，原来那本书说的是当年苏联集体农庄庄员分得的实物报酬粮食“不到战前的一半”，虽然该书以此全盘否定赫鲁晓夫改革已经很不对——须知这时苏联集体农庄庄员报酬的货币化程度已经大大高于战前，该年庄员包括货币的总报酬按西方标准的确很低，但仍高于丰收与正常年景的此前3年[9]，更远高于包括战前在内的斯大林时代。而且报酬的货币化本身也是一种进步——但是，该书毕竟没有造出该年粮食产量“不到战前的一半”的天方夜谭，而吕先生不但所引匪书，而且信口开河完全不顾原文，真令人叹为观止！）

农业状况持续恶化，最终导致农业改革失败。这种改革的失败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至勃列日涅夫执政，苏联的农业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勃列日涅夫为此大力推行“新经济体制”，进一步扩大农庄的自主权，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调整副业政策，完善集体承包制。并且国家大幅度增加对农业的投资，对农业进行大量的财政补贴，但是农业产值却不升反而大幅下降（又说外行话了！苏联农业的确是效率低下，你可以说是增长率下降，乃至趋于停滞，但是说产值下降甚至“大幅下降”又是信口开河了。苏联农业产值按可比价格计，战前最高值是493亿卢布，赫鲁晓夫时代的1961-1965年平均为828亿卢布，勃列日涅夫时代的1976-1980年平均为1237亿卢布[10]，这是“大幅下降”？！），

给苏联整个国民经济带来严重影响，谷物的连年减产（后斯大林时代农业波动大的确是个问题，说是“连年减产”根本就莫名其妙！），导致苏联不得不依赖进口……

还有更精彩的！

整个这小节还充斥着逻辑和常识上的硬伤。例如吕新雨既责怪苏联集体农庄卖粮太多、实物（粮食）分配率低，又责怪它没有实行“按月支付报酬”。她竟不知道只有货币报酬才便于实行月薪，在实物分配时代粮食哪有“按月支付”的？吕新雨显然从未当过农民，不知道我国的人民公社当年只有“年终分配”和多熟制地区的“夏收分配”。我插队时农民羡慕供销社职工的说法就是他们可以“月月添熟”。而苏联农民当时未普遍实行月薪制，也恰恰是因为“作为劳动报酬的粮食”实物分配比例还不够低，货币分配的比例不够高。

谈苏俄是如此，谈其他国家呢？就说她谈得最起劲的美国吧。本来列宁讲的“美国式道路”只是以民主方式在俄国公平解决土地问题以发展资本主义的一个比喻，与美国的真实历史并无太大关系。但吕新雨先生技痒难耐，关于美国一谈就是两万字。同样是硬伤密集。我就没法引整段了。就引一句吧：我说美国农民“是自由的家庭农场主而不是依附农民”，吕新雨煞有介事地反驳道：“美国的农民主要都不是自由的家庭农场主，而是租佃农场主。”就这一句话就有三处错：其一，自由农场主与依附农民当然是两回事，但自由家庭农场与租佃农场难道是互不包含的两回事，可以说什么“不是……而是？”租地农场主“不是”自由的家庭农场主，难道是农奴不成？这叫什么逻辑？按这种逻辑我可以说“吕新雨不是人，而是个女人”吗？！其二，吕先生此驳意在说明美国农民很不幸，她大概认为只要指出他们是“租佃”户，就成了我们所说的“苦大仇深的老贫农”，就像她只要指出苏联农民减少了，就断言他们肯定成了我们这里那种“农民工”一样。我上文说过这位“左派学者”不懂列宁，现在看来她更不懂马克思，不知道马克思《资本论》中讲的典型资本主义农业主正是“租地农业家”，不仅家庭农场，甚至大农场在马克思笔下也是租地经营的！其实在市场经济中，农场主为了增加资本流动性，避免大量资本冻结为地价，而选择租地经营，就像企业家从银行贷款投资而不仅仅用自己的钱投资一样，是很容易理解的事。吕先生不会指一个企业家因为借有贷款就“不是自由的企业家，而是杨白劳”吧。其三，尽管资本主义农场租地经营本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如果说英国农场都远远不全是马克思描述的那种租地农场（这方面当代的研究成果很多），美国就更不用说了。美国当然有租地农场，但整体而言却与吕新雨强调的相反：美国租佃农场历史上最高也只占到农场总数的37%，现在只有10%[11]。相对于英国等一些欧洲国家而言，农场主自有地的比例很高无疑是美国农业的特点之一。

请看，仅为纠正这信口开河的一句话就要写那么多字。所以，要对这七万字长文做全面回应，实在非我力所能及！

吕新雨后来针对我又不依不饶地说了许多，总的来说是越来越出彩了。例如，她最近针对我当年关于中国“以世界农民的40%只‘养活’了世界‘非农民’的7%”的说法（按：原文说了这是个粗略计算，而且讲的是1980年代，现在当然不是这样了）“反驳”道：40%加7%等于47%，“也就是说，世界人口的47%是由7%的耕地养活的”，可见“中国小农经济对世界的贡献还要伟大的多！”[12]真是妙不可言！假如我国的钢产量占世界50%，铁产量也占世界50%，照她的算法50%加50%等于100%，我国的钢铁产量将占世界的100%！这就是复旦大学教授、系主任的水平！请有兴趣的家长问问家里的小学生：这样算对吗？

历史可以启迪后人，后人不能篡改历史

就这种水平的文章，某杂志居然花了七万多字篇幅来刊登。有来头的《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不但予以转发，还来了个“本刊特别推荐”！？[13]？无怪乎当时董正华先生看了这个“特别推荐”后对我说：看来你不方便反驳吧！

杨吕二位并不熟悉俄国史，而且他们不仅不看有关资料，甚至也不看他们批判对象写的有关书。对于这二位来说，论述历史就是为了论证现实。

但他们的现实关怀是什么？杨震先生倒是比较清楚：只要根除民主，凭借“改革所必须的政治权威”把包括“保守”的民众和“多数自由主义者”的“公正”要求都压下去，把公共财产在黑箱中偷光抢尽，就大功告成了。而吕新雨先生就比较费解，她的七万字长文把“美国式道路”和“普鲁士道路”全都骂倒，接着又把美欧俄苏日本东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所有农业现代化案例都骂了个遍，然后以一句“无论是在历史还是在现实中，我们都找不到未来可以乐观的任何理由”结束了她的鸿篇巨制。难怪有人说：老左派要建构（自己的）理想，新左派只是要解构（别人的）理想：全世界无产者，别做联合的梦了，自杀吧！

但后来她又说了：数来数去还是“中国的小农经济”最好，过去它曾经以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47%（！）的人口，如今一切“现代性”皆罪恶，还是回到“新乡土主义”去吧。

但这“新乡土主义”新在何处？如果传统小农经济那么好，过去的革命和革命后对小农的“社会主义改造”所为何来？吕新雨是不许别人质疑这两者的，她是左派嘛（当然她自己对“别人的社会主义”如苏联，可以进行比冷战时代美国人还要严厉和无端的斥责）。

全文搜索后终于发现：原来“中国小农经济”唯一的缺点，就是使“国家交易成本过高”。为此就需要“连环保和人头税”等“放一群牲口总比一头一头地放要省事”的制度。杨震说斯托雷平最好，而吕新雨讨厌斯托雷平，她喜欢的是……1861年以前的俄罗斯！

行文至此我也就不想再说什么了。只想奉劝二位：你们想要什么尽管要，但别拿历史做垫背。历史可以启迪后人，后人不能篡改历史！

注释：

[1]同期金雁发表的文章是《传统、改革与革命：1917年俄国革命再认识》，不仅题目与杨震所说全异，内容也有差异。

[2]《列宁全集》（第22卷）第106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3]《列宁全集》（第24卷）第343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4][5]《列宁全集》（第13卷）第420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6]Г.Зиновыев，Ленинизм：ВведениввИзученивЛенинизма.Ленинград：ГосударстбенноеИздателыства，1926.Глава2.

[7]参见北大刘祖熙教授致人民出版社函。

[8][9]李仁峰主编：《苏联农业统计资料汇编》135-137、289页，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

[10]A.M.普罗霍罗夫：《苏联百科手册》第261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1]董正华：《关于现代农业发展的两个理论问题》，载《科学与现代化》2005年第五期。

[12]吕新雨：《新乡土主义，还是城市贫民窟？》，据http：//www.zgxcfx.com/Article_Show.asp？ArticleID=24355。

[13]载《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4年第5期。

来源：《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