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的民众抗议活动，但中国社会稳定形势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总体上仍显现刚性稳定态势。然而，由于官与民和贫与富之间的断裂在进一步扩大，压力维稳的成本巨大，各种社会风险全面暴发的可能性增加。为此，需要进行一系列社会和政治改革，建立韧性稳定结构。

2010年农民维权焦点问题仍然是土地问题，中心议题是征地和拆迁。但与往年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省市和城市周边地区不一样的是，今年在一些实行所谓“增减挂钩”政策的省市，在远离城市的地区，由于拆村建居工程引发的社会冲突显著增加，并因此发生了多起自焚等恶性事件。这次拆村运动，与国土资源部2008年颁布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管理办法》有相当大的关系。这个管理办法若干细节不完善，和国家的法律法规不相衔接。地方政府正是利用这个管理办法，无情地剥夺了农民的参与权，导致农民的权益特别是宅基地权益被严重侵犯，留下十分严重后果。各地政府在农民集中安置问题上的种种错误行为，主要理由是为了农民生活环境改善等，实际上的目的是运用国家的“增减挂勾”政策控制更多的建设用地而获利并搞升政绩。在这个过程中，不仅通过各种手段侵占了农民的土地权益，而且极大地提高那些仍然要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的生活成本并对农业生产带来不便。因而引发了一系列的农民抗议活动。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一些已离开农村的知识分子、商业及文化工作者甚至官员，也因亲人被强拆而参与到了抗议活动。

2010年工人维权出现了一些新特点。五月份发生的一系列罢工事件。其中日资本田广东佛山南海厂工人罢工，要求加工资，致本田在华4厂全线停工。还有其他一些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罢工，参加的人员主要是“80后”和“90后”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新一代雇用工人。他们不只维护已有的权利，还要伸张新的权利。这表明，新生代的雇佣劳动者的维权活动正在走向这一新的阶段，可能会催生出新的工人权利运动。

2010年社会泄愤事件时有发生。这些事件一般都因一些日常小事如车祸、非正常死亡、医疗事故、城管打人等引发，民众围观并继而演变为严重的打砸抢行为。主要参与者大都是与事件双方都没有直接利益者，只是为了发泄对当官的和富人等强势人群的不满。这类事件的快速增加，表明当前官与民和贫与富冲突十分严重。

2010年个体极端事件对社会公共安全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特别是3月23日福建南平发生的郑民生杀害学生案及后来发生的一系列校园行凶案，都以不特定的学生作为攻击目标。这些案件的发生及其所暴露扭曲的社会心态，呈现出病态性的社会心理疾病，具有明显反社会性质，引发了一定程度的社会恐慌，意味着中国进入了一个社会心态更复杂的阶段。6月1日，湖南永州朱军制造了枪击法官案，这类攻击司法人员的案件，表明了部分民众对司法机关和人员的极度失望和仇恨。

2010年执政者仍沿袭了长期以来的压力维稳思维和手段。各级政府重视事后处理胜过源头预防，经常采用运动式的维稳方式。这不仅致使政绩考核功能异化，而且维稳工作造就新的利益部门，很多时候地方政府迫于维稳的压力，不惜花费巨额经济成本。尽管目前还没有权威的全国维稳成本统计，但仅就部分地区的情况来看，维稳支出每年以两位数增长，维稳经费相当于甚至超过政府的民生支出，似已成为普遍现象。特别值得警惕的是，“文革”时期的一些游街批斗方式死灰复燃。维稳不仅成为了某些人和部门的利益所在，也成为了地方绑架中央的砝码。

要解决目前的压力维稳机制存在的问题，需要适时推进一些重要的制度变革和制度建设，要进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以使“刚性稳定”转变成“韧性稳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分配体制，让社会各阶层真正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改变目前的行政压力体制，建立县级政治分权，并通过司法改革，树立国家的法制权威，目标是使中国县政建立在行政分权和政治分权基础上的民主自治，以此来解决威权政治的缺陷，使政治体制增加韧性。与此同时，国家还应该充分满足民众的参政意愿，切实保障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这也是每个公民享有的基本政治权利。改进和完善政治制度，真正落实宪政体制下的公民权利，把公民的利益的表达纳入体制内，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可靠保障。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2010年网络特别是微博在民众维权活动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反对乱征农民土地、强拆、公务员招考等问题上，网络发挥了设置议题和放大信号的重要作用。许多事件都是通过网民关注后，传统媒体的跟进而成为公共事件。由于微博的发展，使控制网络信息的难度增加，因此而形成的政治和社会压力使一些问题获得解决，也在一定程度缓和了社会冲突。

来源：《凤凰周刊》2011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