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中国新视角高峰论坛——财富的榜样”于2011年1月20日在北京隆重召开。世界正在被中国财富驱动，但只有坚定的信念和理想会驱动这个国家持续成长。富裕的中国需要同样丰富的精神世界，谁是财富的榜样？富裕的中国应该怎样重新定义自己的角色？以下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孙立平在新视角论坛上的主题演讲：

谢谢各位。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来参加这个盛会。我今天想谈的题目叫做财富的创造与社会的进步。

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中国在财富的创造上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这表明中国开始富裕起来。但是这次中国政府和中国民众在这件事情上保持了很低调的态度。政府也不愿意讲，老百姓也不怎么愿意讲。政府为什么不愿意讲？我想丁教授更关心政府，可能比我有资格来回答这个问题。至于老百姓为什么不愿意讲？我想原因也可能是多方面的。正好昨天晚上我在想今天讲点什么的时候，看到一段视频。这段视频可能会部分地回答这个问题。这个视频就是河南发生的高速公路案，一个农民偷逃高速公路上的收费，被判无期徒刑。

三十年前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一个月工作就是四五十块钱，现在一个农民八个月的时间偷逃的高速公路费就有368万。而且这次在一审中除了被判无期徒刑之外，还罚款两百万。一个农民八个月的时间能够折腾出这么多的钱来，确实说明了我们这个社会很有钱。另一方面，不知道有没有人注意到这个视频，这个人的家一贫如洗，他今年已经40多岁了，但是现在还是一个光棍，为什么他是一个光棍？是因为没有房子。为什么没有房子？盖不起房子。时建锋哥哥讲，盖一个房子在当地就是六七万块钱。本来他弟弟想多拉一点沙子盖一个房子，把媳妇娶回来，就在这个时候出了这个事。房子盖不起来，八个月时间偷逃368万的高速费。这个事情合在一起，大家怎么看？

在这样一个财富大量创造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面。过去的时间里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有一些让我们很难高兴起来的事。在这些让我们高兴不起来的事情中有一个特点，如果这个事情没有发生，这一块看起来一切都好，灿若桃花。但是一件事情发生了之后，会延伸出来一系列的问题，好象各个环节都在发生问题。上海大火、浙江钱云会的事件，有的可能这次被披露出来，有的可能不会。这告诉我们什么？就是在我们财富的迅速增长的同时，我们社会出了问题。

我前年二月份的时候曾经写过一篇唯一的一篇没有公开发表的博客。提出一个概念，我把它叫做社会溃败。当时的题目是：对社会最大的威胁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社会动荡更多的是外在的，但是社会溃败是你自己的细胞出了问题。自己的肌体失去了自愈的能力。这一系列的事件让我们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在财富大量增长的同时，社会可能在产生问题，我们有时候不能不反映财富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如果说财富是用GDP来衡量的话，这当中有多少是有价值的，有多少是没有价值的，有多少是对多数人有意义的，有多少对多数人没有意义。社会付出的代价又是什么？无论是在生态方面、社会方面、人性方面，付出的代价又是什么？而所有这一切，如果说原因的话，我把它叫做社会转型的挫折。

这个转型我想用这样几个概念来概括：最主要的就是社会的重心，或者社会的合法性。我们可以想一想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社会的重心和合法性的基础在意识形态，说我是搞共产主义的，我坚持共产主义的方向，就是有理由的，但是这样一个基础在文革时期已经耗掉了。我们面临着转换，要从意识形态这样一个重心和基础转到绩效合法性、或者是经济发展社会。这一次的转型非常成功，它使得我们快速发展了三十年。但是这样一个新的基础在九十年代后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受到了质疑。

国有企业失业下岗人员会提出来，你经济发展这么快跟我有什么关系？社会下层弱势群体也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从九十年代后期我们完全建立在绩效的基础上，建立在这样一个重心的基础上，这个社会已经开始出现问题了。这个时候我们面临一个转变，需要由绩效这样一个中心、这样一个基础转到绩效加上公平正义。但是问题是这次转换的阻力太大。第一次转换主要是意识形态是阻力，这道阻力容易克服。但是第二次转换遇到的是强有力的即得利益集团的阻力。中央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提出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次遇到的阻力太大。我们在转换的时候一系列的事情应该要做，比如说民主制度的推进、法制的建设、对于权利的制约、对于即得利益集团的约束，公平正义如何得到维护，社会当中的规则和秩序如何建立等等这样的问题。

因为这次转型的阻力太大，所以我们这样的一次本来应当发生的转型还没有成功。于是，我们现在就指望第二个合法性的思维，也就是发展。比如说一桌人现在很饿了，需要吃饭。但是现在凉菜上来了，热菜始终上不来，人们只能使劲吃凉菜，甚至拍黄瓜里面一点汤都喝了。所以我们的发展为什么会偏离，现在人们对发展的质疑，就是因为我们转型还未成功。

同时，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财富的创造有时候会失去意义。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些社会矛盾、社会问题会冲突重重。但是我们对这个社会，对这样一个问题、这样一个选择的意识，这个认识没有完全解决。我们现在试图用两个东西来应对这样的挑战。一个，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说就是发展，一个从消极的意义上就是维护。如果我们不能实现第二次转型，实际上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多种问题是解决不了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应该提出来，就是社会进步。我们这些年光讲发展不讲进步。在一个发展主义的引导之下，社会进步仿佛成了一个很陈腐的概念。但是我觉得现在中国需要把这样一个概念重新找出来。所以在三年前我在广州的一次演讲中曾经提出一句话：中国需要社会进步。我们这些年在发展，但是发展是没有方向的，只有量的增加。这个时候需要把价值注入到发展中，把一种理念注入到发展中，让这种发展更加有方向。

所以我们在财富大量创造的同时，我们应当强调社会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财富只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刚才看到任志强先生的微博上一句话，他说我们需要的不是财富，我们需要的是幸福。给我们带来幸福的财富只是一个部分。但是在财富增加的时候，我们幸福感不见得会增加。就拿北京来说，我个人的看法，就这一年多的时间人们的幸福感大大下降。就说拥堵，由于拥堵，每个人上班的时间，只要是坐车的、开车的，起码得增加一个小时，闲暇的时间要少了一个小时。每一次上路的时候，内心充满着焦虑，原来上班可以掐着点去，现在你提前一个小时走，也不见得能保证准时到单位。由于拥堵，人们的生活改变了，原来晚上一家几口还可以去找地方吃个饭，或者娱乐娱乐。但是现在路上开车难、停车难，这种念头马上就没有了。所以我们要理解财富只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而且财富成为我们生活的头号主题也只是特定的历史阶段的事情。

我记得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凯恩斯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为我们后代奠定了经济前景。他讲财富的创造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阶段的事情，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他预测一百年的时间人类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到时候创造财富不是我们最重要的主题。所以我想，我们在今天，尤其是在中国社会创造的财富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应当有这样一种概念。我们要创造财富，但是同时要超越财富。我们要在创造财富的同时要对自己负责，要对后代负责。

我最近经常在讲一个问题，也是我经常在想的问题，我把它作为演讲的结束语：

假如说一百年之后，中国的历史将会怎么写我们这代人？我不知道各位怎么想，现在我想起来还觉得很自豪，中国的崛起，世界的奇迹。但是我个人的看法，一百年后中国的历史将会写我们这代人可能不会有任何好词来形容。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在座的各位年龄大一点的有，也有年龄小一点的，从历史的眼光来说，我们这一代人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独特的一代人，我们这一代人把地球演进这么多年形成的财富，这一代人就给挖出来了。老祖宗想挖挖不出来，甚至找不着。将来子孙后代想挖，早就没有了。我们在座的年轻的有二十多岁的朋友，就算你活85，还有60年活头。我们今天在这个大厅里，就算最年轻、最能活的那位也离开了这个世界，各位可以想一想，我们留给子孙后代的是什么？可以说毫无疑问，空空如也，百孔千疮，一片废墟。所以子孙后代能够说你什么？这样一个时刻我们对财富要有一个冷静的头脑，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发展，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财富，我们怎么来把握这个发展，怎么来把握这个财富，怎么用一种价值来把握这个东西？这个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值得我们严肃思考的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