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行之后的总体感受是：劳工问题首先在于工人权利、农民权利是否得到保障。工人权利得到的保障越多、农村经济自由度得到提高，权利的显性价格必然会上升，亦即劳动力成本会增加。对中国经济和社会，这是否好事？是否意味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优势将要终结，更多农民工要失业？我认为，许多担忧要么过时，要么站不住脚。

7月10日上午，我在南方都市报“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做了《劳动收入占比为何难以增长》的演讲，这是我第二次有幸出席该讲坛。由于南都的影响力和举办活动能力，两次都有热烈的参与，听众人数500以上。看来广州市民对学术话题和实务话题同样热衷，求知欲很强。

东莞：为何贡献税收却不能落户

为了更具体理解劳动收入特别是农民工收入为什么增长艰难，我请南方都市报安排去东莞，因为东莞毫无疑问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最具代表性的展示地。以出口为导向的加工制造业是其经济的主力。

7月11日清早到东莞，市容超出我的预料，中心城区绿化较好，虽然像是近几年才补的课，但毕竟给东莞市做了整容。我原以为，在东莞只会看到一个接一个的工厂，可实际上新的市中心不是如此。朋友们讲，其实东莞各地还是工厂林立的。

上午跟一些企业家举行了小型座谈，印象较深的是：大家对制造企业的转型感到困惑，知道要转、要改变赚钱方式，亦即从靠简单制造基于“苦干”赚小钱，改成基于“巧干”赚大钱。说得比较多的一个词是“资本运作”。

快速吃完午餐，我们往虎门镇赶。虎门镇是农民工集中较多的地方。到后，我们参观虎门镇汇英小学，这是一所民办农民工子女学校。老师待遇比公办学校低一多半。接待我们的教务主任说，一位有十年以上教学经验的老师，在公办小学的工资可能是一年10万元，而在汇英小学只有4万元。这些民办学校的普通老师，月工资是1300元左右，只比制造业流水线工人的基本工资略高一点。这样，民办学校老师激励不高，学校因此留不住好老师就是必然了。虽然许多老师还是出于奉献而热心教学，但毕竟好人也要吃饭、要养家糊口。

学校有图书室，书不多，不超过两万册，而且几乎所有书都是配合课本的工具书，不太有扩展知识的启蒙书。书摆在几张长条桌子上，学生只可以一班一班地轮流进，使用时间也受到严格限制，因为有五六千学生，而只有一间小图书室。除了按班进去看书外，学生不能把书外借。图书室是我的心病，因为我“文革”期间上小学、初中、高中时，学校没有图书室，更没法看到课外图书，让我错失了许多长知识的年华，后悔也无法弥补。

在东莞，民办农民工子女学校253所，学生34万。像虎门镇民办汇英小学，学费、接送车费、餐费等一年5200元，等于农民工父母一个半月的工资。当地政府对民办学校基本没有财政支持。而收入更高的当地户口的子女，却可免费上学九年，能否落户对农民工的影响居然这么大！

东莞市去年税收600多亿元，却说没钱支持民办的农民工子女学校，在几年压力增加之后，东莞市政府今年终于开始做出姿态，给了农民工子女学校一些支持。但是今年东莞给253个民办农民工子女学校的财政补贴总共才1000万元！平均到34万农民工子女身上，人均30元！

农民工对当地经济贡献大，地方政府应补贴这样的学校，但实际上没有。因基于户口的身份歧视和方方面面城乡制度歧视，使农民工付出真多。民工荒似乎是假问题，如果真要解决，为什么不从农民工待遇开始？

离开虎门镇到东莞大朗镇，该镇户籍人口不到7万，财政税收15亿多元，镇政府可支配的税收超6亿元。为什么这么多财政税收？是因为有5000多家企业，更主要的原因是该镇有流动民工人口42万，他们对税收贡献很多。但因他们没本地户口，就享受不到财政好处，子女就无法进公办学校，无法享受质量高的免费教育！

一位副镇长介绍说，去年把外地民工落户的条件降低了。我问，自去年至今，有多少农民工能享受新政策在大朗镇落户？他说：有400多人。———我想，这很难说是把落户条件放松了，因为42万外地农民工中，只不过才有400多人转成大朗镇户口，享受子女免费教育等权益。

强调落户权与迁徙权、权利平等，不是主张福利国家，更不是主张加税。很简单，政府已收了那么多税，而且税收增加迅速，目前也没法控制税收增速，自然就有如何花这些税钱的问题，也有享受好处的权利是否平等的问题。为什么有户口的公民子女可免费得到教育，而同样为当地贡献税收但没户口的农民工却要付钱？

在美国，不管你出生于哪里，是农村还是城市，只要是公民，你想搬到哪个城市工作、生活、纳税，你子女肯定能免费上那里公办的幼儿园、小学、中学，也能同等享受那里的其他公民权益和福利。迁徙权是基本权利之一。在中国，这么多农民工不能落户，当然就没有稳定的劳工供应。为什么他们贡献税收却不能落户？

不能落户也必然意味农民工的消费潜力无法实现，因为他们没有当地户口，自然在买房、家具、室内装饰等各方面不能按长久居民的心态去办，只能把当地的工作和生活看成是暂时停留，不能按照安家立业的方式去计划、消费。因为不能落户，买房比例也很低。

为什么东莞的消费和服务业难以上来？或许答案就在户口与相关权益的限制上。真正地放松落户条件、还农民工以基本的公民权利，不仅能给农民工本该得到的体面，而且也能带动广东经济、中国经济的转型，促进城市化。

过去30余年，东莞经济的确发展很多，是改革开放模式成功的具体表现，尤其像大朗镇，原来是个较小的镇，现在经济规模相当大，单就毛纺业，每年生产12亿件毛衣，要是我们湖南老家各县也能做得这么好，那会多棒！可是，东莞也把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只经济改革但不体制改革的方式所包含的问题表露无遗。

深圳：制度压迫农民工

7月12日下午，来到富士康深圳龙华园区。这是临时安排的活动，因为我正在深圳，所以还是想亲眼走访一次。

进入龙华园区，其规模当然空前，单这一个园区就有30余万员工！在园区内，一个较深的印象是：所有两层以上的车间、办公楼、宿舍、食堂、公共娱乐场所，都装有防护网。看上去，富士康的绝大多数员工在18至20岁之间。他们有的在忙于上班，下班的还是有一对对情侣在园区娱乐社交街道上行走。社会生活还是有。

整个下午3小时里，我们在富士康龙华园区，全程由其某部领导陪同，这当然使我们不便问职工，按约定不能说他的名字和单位。但总的印象还是较正面。这些年里，我去过国内不少制造业企业生产流水线，富士康的车间环境、待遇比国内许多其他制造企业要好，甚至好不少。跟以前去过的其他制造业企业车间比，富士康的生产线条件类似。

工资最低1150元，但住、吃、医疗都免费，不在工资内扣，所以实际报酬较同行高。宿舍普通工人8人一间，大学生4人一间。宿舍楼外观跟北大、清华及其他大学的学生宿舍差不多。员工也可选择在园区外租房住，那样富士康会每月补贴150元。

虽然富士康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员工跳楼应该是整个社会制度问题的反映。富士康宿舍小区有较大图书馆和电子图书馆，员工可去看书学习，也有游泳池供员工使用。

我们一行的小伙子在富士康园区外单独对话普通员工（没有公司管理人陪同）。这些员工说，龙华区比观澜区好很多，观澜比较差，跳楼的主要在观澜园区。他们说，差别在于：观澜没有太多生活娱乐场所，而龙华园区的生活更丰富。

我注意到，在富士康车间的资料室里，墙上用大纸展示车间党支部从书记到副书记等的权力图，但看不到工会的信息。由此大致能看出工会和党组织谁更重要，陪同的富士康领导说，官方工会从2007年开始有。但是，很显然工会没有发挥实际作用，这是员工工资增长以及其他权益难以保障的重要原因。

有朋友问：富士康在深圳是否在招工，答：在招。前段停了一个月左右，但最近又启动。问：是否在放弃深圳而西进北上？富士康的回答是：没有，深圳会继续。

必须改革“低人权”状况

广东行之后的总体感受是：劳工问题首先在于工人权利、农民权利是否得到保障，包括农民工落户权是否得到保障。工人权利得到的保障越多、农村经济自由度提高得越多，权利的显性价格必然会上升，农民工待遇会更好，亦即劳动力成本会增加。对中国经济和社会，这是否好事？是否意味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优势将要终结，更多农民工要失业？许多担忧要么过时，要么站不住脚。

第一，在30年前中国人缺饭吃、产能严重短缺的时候，老百姓或许不得不接受低人权、低劳动收入，让经济靠投资扩大产能、靠出口制造优势快速发展。但是，今天产能严重过剩，如果还压低工人权利、把更多利润留给企业，只会让民间劳动收入继续相对下降，使居民消费难以更快增长，促使产能过剩局面恶化。还给工人权利是扭转劳动报酬比下降、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必要改革之一。“低人权优势”在过去有它的历史合理性，但今天不再。

第二，继续通过城乡身份差别、户口制度等降低农民工的议价地位并压低劳动力成本，让中国进一步成为世界制造工厂，也必然意味全球制造业所产生的污染继续往中国集中，这会牺牲中国社会的长久利益。低劳动力优势保持的时间越长，对中国的长久环境和资源破坏就越深。

第三，从长远看，基于城乡身份差别、户口制度等低人权安排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只会抑制科技创新动力。就像笔者在一些制造业企业看到的，因为人工成本低于自动化组装设备，他们宁可用工人站在生产流水线旁安装，而不会去在自动化技术上下功夫。当苦劳能更便宜地代替巧干的时候，今天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变成了明天科技进步的障碍，拖中国经济长久竞争力的后腿。经济史学者说，中国历来人口多而且又勤劳价格低廉，所以，通过“勤劳革命”创造了17、18世纪的康乾盛世，而西方因为人口少、劳动力太昂贵，所以，逼着他们创造出“工业革命”。保留住低人权、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会增加继续“勤劳革命”、抑制“工业革命”的动力。

第四，提升工人权利必然使制造业劳动收入增加，短期内或许抑制制造业就业的增长。但是，农民工、普通城市工人收入的增加，会带动城镇以及农村的消费增长，扩大服务业就业空间。我们不能只看到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短期负面影响，而忽视由此带来的服务业增长前景。更何况服务业的就业增长空间远高于制造业。

实际上，不管愿意与否，劳动收入因权利受限或受禁而难以增长更快的局面必须改变，如果不主动改，劳工事件、极端的反社会行为也会逼着我们改革。

来源：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