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日中国，很少有像教育改革这样形成官民共识的问题。然而，面对中国教育改革，共识已经不是问题。问题是，如何确认中国教育问题的症结所在，并痛下决心革除中国教育数十年来形成的积弊，给教育发展一片崭新的空间。这里凸显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是诊断中国教育问题的病灶；二是下出诊治中国教育病症的药方。

就前者言，人们已经认识到中国教育诸种弊端的病灶主要在于教育的行政化定势。这一定势在教育的各个层面、各个环节上都体现出来———从教育层面上看，小学、中学与大学都设有不同的行政层级。这些行政层级，不只是高低不同的行政级别的象征符号，而是与一个学校的办学资源多寡、官员配置与权限、官方给定待遇等等紧密相关，一旦一所学校被圈定在某个行政位置上，它的办学好坏跟其办学努力之间几乎没有关系。前者纯粹是一个教育主管当局的认定，后者则是一个教育机构的主观尝试。任由后者怎么努力，也无法改变前者的行政圈定。比如中国的大学缺乏办学的自由竞争可能，国家早就将大学划分为争办世界一流大学的副部级学校、一般大学的正厅级学校与副厅级的民办高等学校这样的等级，任随一所大学办学状态如何，它的行政级别定位就将它的办学状态先行注定了。从教育的构成环节上看，教育的政治定位、教育的政策供给、教育的具体组织、学校的行政运作、教学的行政导向、学生的被动态势、教师的控制定位、教育绩效的单向评估、应试教育的总体特性，无不体现出行政化的中国教育僵化死板的特性。学校不只是传播和创造知识的场所，而且还兼具行政主管当局的政策执行工具。教育就此丧失了它的特质，无法围绕中心任务筹划组织活动。这样的教育体制当然经不住钱学森一问，自然更无法应对温家宝总理的要求。

就后者论，诊治中国教育病症的药方，不是西医的就病治病，而是中医的辩证施治。在诸种足以医治中国教育病症的药方中，从政治上对症下药最为关键。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问题，并不是现象上容易被人指陈的教育行政化取向，而是注定教育行政化状态的僵硬政治取向。这可以从三个层面加以理解：从宏观上讲，国家政治制度对教育的根本影响是必须首先考虑的因素。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及工程技术之间的关系，相应必须得到系统深入的认识。从中观上讲，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对于教育的定位和管理方式是教育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从微观上讲，具体的教育运行机构对于教育活动的组织实施与效果估价，是决定教育实际效果的基本支撑，其中存在的问题必须加以矫正。

从宏观上讲，1949年以来，国家将教育视为政治控制的重要方式和手段，因此忽视了教育的自身规律和相对独立性。这就从根本上限定了中国教育的发展空间，不仅使教育缺乏自由思想的支持，也缺乏起码的政治活力———国家与教育机构的关系是施加政治任务和完成政治任务的关系，教育机构的主管者与教育的实施者也是承诺国家政治使命与承诺组织政治任务的关系，而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首先被这种政治关系所注定，成为了培养接班人的担当者与接受这种培养的受动者关系。政治意识形态的刚性建构，无形中将人文素质教育与社会科学教育交付给了政治规训，使得这些学科一直居于能够给国家挣面子的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之下。从小学到大学弥漫开来的这种教育结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教育布局失衡问题，而是被国家政治意识形态所左右下的必然现象。特别是国家有意识抬高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人员、尤其是其中的杰出人才的社会政治地位，长期流行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说法，就典型地反映出这种国家给定的学科偏差所产生的严重阻碍学校学科平衡发展的负面作用。

1957年鸣放中反思教育的时候，就有有识之士批评这种政治代替教育、无视教育规律的现象，可惜被视为反党言论彻底打压下去，以至于直到今天，人们还没有认识到教育的行政化其实就是这种政治定势导致的现象。

从中观层级上讲，中国各级教育主管当局把自己定位为教育的控制机构。从当然的角度讲，教育行政当局本来只是组织教育资源、协调教育政策执行、保障供给优质教育产品的公共服务机构。但中国教育主管当局长期是一个负载很多政治使命的行政机构。其中两个关乎教育改革成败的关键问题在教育主管部门那里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一是将教师视为所谓“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似乎这样把教师与教育的地位看得很高，实际上却将教师与教育放置到了一个高不可攀的政治位置上，使从教者和管理者只能围绕政治指挥棒旋转，从整体上将教育的寓教于乐性质切除得干干净净，教育的知识传授与知识创造使命完全屈从于政治—道德需要。二是将教师、尤其是大学教师的学术研究具有的政治后果看得过于严重，因此祭出“学术研究有自由，成果发表有纪律”的戒条。表面上看这是一种颇为开明的主张，实际上有可能窒息自由的学术研究。因为在一个任何学术研究都必须经过广泛交流才能推进知识进步的时代，扼制发表的自由就等于扼住了学术的咽喉。如果说这样的规定对于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限制相对较小的话，对于人文社会科学而言，是不利于贯彻“双百方针”的。其实，广大教师的出发点是同国家、执政党的利益相一致的。反过来，因为大学不能由此形成有效的博雅教育机制，浅薄的人文氛围与无知的社会理念，只会导致从事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人士难以具备广博的胸怀与知识的穿透能力，因而难以站到世界科学发展的最前沿与最顶尖。无视这种相互伤害，是今天中国各级教育主管当局仍然显得执迷不悟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从微观角度看，中国的各级学校运行机制均存在严重的问题。其中两种不当倾向尤应引起注意，一是把教育机构作为行政指令的执行机构，二是把教育机构中不同的活动者使命误置。就前者言，教育行政化就是教育行政指挥权高企的结果。一方面，人们将优质教育供给的保证者与政府主管者紧紧关联起来，从而使教育主管部门有了任意指挥学校运转的社会心理“授权”；另一方面，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政府才是公正的保障者，因此对各类学校采取不信任的态度，学校的自主性就此缺乏保障，办好学校的最重要的自律性便处于流逝状态。在教育主管部门事实上根本就不可能有效控制如此众多的教育单位运转的情况下，学校的乱象也就没有什么令人见怪的地方。具体的教育机构从业者本应有不同的机构职责，但长期以来人们将这种职责相互混淆，还认定这种混淆是解决中国教育问题的不二法门。比如就问题丛生的中国高等学校而言，人们总是将“教授治校”作为解决问题的首选。其实，在大学组织化运转的当下，除了国家保证大学具有自由思想、批判精神和独立思考的政治环境之外，大学的组织运作应当交付校长、行政运转应当由各类职员担当，而教授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专心治学。简而言之，“校长治校”与“教授治学”应当成为大学组织分工的基本原则。这样才足以切割开科研教学与行政管理混淆不分的状态，真正让教师脱离行政事务，获得学术研究和教学事务的优良环境。就此而言，学校政治既不是由校长独掌的政治，也不是由教师独占的政治，而是各享权力与权利的政治分权机制。

因此，可以十分明确地得出一个结论，中国教育要想成为培养世界级杰出人才的摇篮，必须突破政治代替教育的瓶颈。对此，国家领导人已经明确意识到这一问题，并尖锐指出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症结所在———2010年1月26日温家宝总理与来自科教文卫体各界的10位代表座谈，听取他们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在代表沉痛地指陈中国教育问题的时候，温家宝总理指出，“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这绝对不是简单言及不同大学的特色问题，而是深刻切中中国教育、尤其是中国高等教育问题的根本之论。扩而言之，中国教育体制改革要想真正取得成效，就不得不将这一根本命题转变为改革的三个政治指向：在尊重教育规律的前提下，认真审视政治与教育的关系；从全局上改革教育的行政化布局；从运行上彻底打破分工不清、职责不明的校园政治困局。

来源：《探索与争鸣》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