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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9 次 更新时间: 2018-06-13 13:09:34      添加到我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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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忠岐:例外论与中美战略思维的差异性(3)
·潘忠岐
标签: 例外论 战略思维

    三、中美例外论背后的思维方式
    
    中美例外论的内涵和实质及其对于两国战略思维的寓意有诸多不同之处,究其根源,似乎与中国人与美国人在思维方式上的不同颇为相关。在很大程度上,美国人更擅长于逻辑思维、类属思维、机械思维和外化思维,中国人更擅长于辩证思维、关系思维、有机思维和内化思维。两种思维方式的差异最能说明两国例外论的不同。
    (一)逻辑思维与辩证思维
    逻辑思维使美国人不能接受他国例外论。因为从逻辑思维来看,既然例外,就应该是唯一的,如果其他国家也跟美国一样例外,那美国就不是例外,因此,任何一种他国例外论都是对美国例外论的否定。如前所述,奥巴马在说美国例外论跟英国例外论和希腊例外论没有差别时,遭到国内舆论的广泛质疑和批评。显然,在批评者看来。奥巴马犯了一个逻辑错误。然而,在中国人看来,奥巴马可能没有说错。因为从辩证思维来看,例外并不等于唯一,任何一个国家跟其他国家相比都有其独特性,因此都是例外的。从辩证思维出发,中国例外论在强调中国独特和例外的同时,并不否认他国独特和例外。就像何亚非所讲的,“每个国家都是独立自主的‘例外主义’国家”。如果说逻辑思维使美国人倾向于认为,他国例外论的存在不仅是对美国例外论的否定,而且是造成世界上各种矛盾和分歧的根源,那么辩证思维使中国人倾向于认为,他国例外论的存在是本国例外论之所以能够成立的重要前提,国家间的纷争不是来自于存在不同的例外论,而是来自于试图用一国例外论否定他国例外论。或许,对于喜欢逻辑思维的美国人来说,中国例外论通过承认他国例外而否定本国例外,因此是自相矛盾、不合逻辑的。对于喜欢辩证思维的中国人来说,美国例外论在否认他国例外的同时,也就否定了自身例外的合理性,通过价值观推广的“美国化”,从长远来看也等于不断否定自身的例外性,因此,美国的困境在于既要维持自身卓越,又要不断让他国复制美国模式。
    美国人从逻辑思维出发不愿接受和容忍矛盾的存在,总是希望以非此即彼的方式消除分歧。美国例外论认为,美国的民主价值观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与其他价值观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只有用前者取代后者,才能确保美国的国家安全。因此,美国并不满足于在所谓“山颠之城”通过闪闪发光来发挥榜样的作用,而且强调要积极主动地,甚至通过武力干涉,将美国卓越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向世界其他国家推广。“美国化”对于美国人来说无疑是处理与他国关系的最佳路径。然而,对于中国人来说,矛盾的存在不仅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中国人从辩证思维出发,认为处理矛盾的最佳方式是使矛盾双方达成某种中和状态。中国例外论认为,中国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是独特的,与他国不同。同理,他国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也是独特的,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尽管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之间存在矛盾和分歧,甚至冲突,但解决的方式决不是一方取代另一方,而是彼此尊重、互不干涉、和谐共处。因此,中国例外论既反对中国被“西方化”或“美国化”,也不追求将他国“中国化”。
    逻辑思维使美国人认为,在世界各国都实现“美国化”之后,人类历史就会走向终结。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最集中地表达了美国人的这种静态思维。他认为,冷战最终以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的全面胜利而结束,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抗最终以一方战胜另一方而使矛盾得到消解,因此历史就此走向终结。对于中国人来说,任何矛盾都不可能以一方战胜另一方的方式得到最终和永久解决,因此,“历史终结”论是非常荒谬的。中国人认为,矛盾使事物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永远都不会走向终结。中国人的这种动态思维使之倾向于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都永远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如果说静态思维使美国例外论倾向于以激进的方式向外推广美国的民主价值观,甚至不惜使用武力实现他国的“美国化”,那么动态思维使中国例外论倾向于以渐进的方式处理本国与他国在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上的分歧,宁愿长期搁置争议也不愿把矛盾推向非此即彼的解决之道。
    (二)类属思维与关系思维
    类属思维使美国人喜欢跟志同道合者一起共事,并敌视志不同道不合者。所谓志同道合者,在美国人看来就是相信美国例外论,以美国为榜样分享美国价值观的国家,也就是从类属的角度来看跟美国属于同类的国家。美国人不能容忍差异和矛盾,同类国家既然属于同类,其间的差异就远远小于异类国家之间。因此,对于美国人来说,同类国家是国际舞台上最可信的潜在盟友,异类国家则是最可怕的潜在威胁。美国历届政府在发展对外关系的过程中,总是更倾向于从类属思维出发,根据是否与美国分享共同的价值观来判断他国是友还是敌。在某种程度上,类属思维是美国例外论以“民主和平论”为信条,以非民主国家为“美国化”对象的思维基础。
    中国人不是从类属思维,而是从关系思维的角度来看待他国行为,以及国家间关系。对于中国人来说,同类国家并不是志同道合的必要前提,异类国家也可以志同道合。关键是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否融洽和谐。关系思维使中国例外论倾向于认为,一国例外论与他国例外论存在差异和矛盾是正常的,决定国家行为的主要因素是该国与他国的关系,而不是该国的属性,即使同类国家之间也会存在矛盾和分歧。中国人从关系思维出发,喜欢从互动的角度对两国关系进行界定,但即使中国在界定友好关系和敌对关系的过程中,也都会避免以国家属性为标准从敌友角度来给他国定性。对于习惯于类属思维的美国人来说,中国无疑是并不分享美国价值观的异类国家,中国例外论是对美国例外论的挑战,中国人过于在意两国关系的发展状态,而不是它们之间的属性认同,这种做法显然是犯了倒果为因的逻辑错误。对于习惯于关系思维的中国人来说,美国例外论和中国例外论并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可以和谐共存,美国和中国是什么性质的国家远不及美国和中国如何看待与对方的关系重要;美国例外论认为,只有民主国家才能和平相处纯属一厢情愿,因属性不同而敌视中国则是再荒谬不过了。
    类属思维使美国例外论在处理对外关系的过程中更倾向于去异求同,即根据普遍规则让不同的事物同质化。由于美国人自认为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是世界上最卓越的,因此,美国更倾向于让其他国家跟自己保持一致,特别是在政治体制和价值观方面,实现美国化的同质化。美国在例外论的指导下不断向世界其他国家推广美国式的民主模式,甚至不惜使用武力,就是这种类属思维使然。受类属思维驱使,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甚至把民主推广看作事关美国国家安全的战略支柱。1993年9月27日,克林顿在联大发言中指出,“对国外的民主和人权的支持能够改善美国的安全环境”,因为“民主和市场经济越是在其他国家起支配作用,我们本国就越安全、繁荣和有影响”。小布什政府在2006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序言中指出,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建立在两大支柱上,一是“促进自由、正义和人类尊严”,二是“领导日益扩大的民主共同体应对时代挑战”。
    相对而言,关系思维使中国例外论在处理对外关系的过程中更倾向于求同存异,即各国在形成共识和合作的同时,保持自身特色。中国例外论在强调中国独特和例外的同时,承认他国独特和例外,既不追求将自己的发展模式向他国推广,也反对被他国同质化。关系思维使中国人倾向于在中国例外论的指导下,强调与他国和谐相处,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并致力于构建“和谐世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很大程度上,中国例外论强调求同存异,并不仅仅是用来反对中国威胁论,为中国崛起营造空间的权宜之计,更不是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不自信的表现。相反,中国例外论强调求同存异是关系思维的必然结果,是“和而不同”思想的当代传承。求同存异的原则认为,各国不仅不应因差异性的存在而使国家间关系陷入敌对,而且应通过发展友好关系来妥善处理差异和分歧。因此,中国在《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中明确强调,“中国人民坚持自己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不允许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不同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结盟,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异同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坚持通过求同存异、对话协商解决矛盾分歧,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三)机械思维与有机思维
    机械思维使美国例外论强调不惜使用武力也要向他国推广民主,实现美国化的同质化。由于美国人在思考问题时,习惯于用机械思维进行归因,把问题的发生归因于某个特定因素,尤其是属性,因此他们认为,只有改变这个属性因素,才能解决问题,消除矛盾。美国例外论把美国与他国的友好归因为他们分享共同的价值观念,把美国与他国的摩擦归因为他们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念。从机械思维出发,美国人认为,就像做手术一样,只要将美国的民主模式复制到其他国家,就可以将该国变成美国的翻版,并因此使之对美国友好。例如,2003年小布什总统提出要以一种“进取的自由战略”帮助中东各国实现民主化。因为在小布什政府看来,中东地区之所以会滋生恐怖主义、会形成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的土壤,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中东地区缺乏民主,是民主的“黑洞”。正是因为缺乏民主和自由,中东地区才会动荡不安,极端伊斯兰势力才会对美国耿耿于怀,并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因此,美国认为,只有对中东地区进行彻底的民主改造才是最终的解决办法。
    有机思维则使中国例外论倾向于把整个世界看作一个复杂多元的整体,其生命力就在于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和互动,各国维持各自的特色,而不是实现均质化更有利于管理各种国际事务。中国人习惯于从有机思维出发,认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都离不开特定的背景。要解决某个问题,绝不能仅从任何单一方面入手。通过外科手术式的民主移植对他国进行民主改造,并不一定适合该国的国情,因此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中国例外论讲究求同存异,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有机思维使然。中国人的有机思维在中国例外论上的典型体现就是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致力于构建“和谐世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不论“和谐世界”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是在多样性基础上形成的有机体,而不是同类个体的某种机械组合。对于习惯于有机思维的中国人来说,美国例外论要把美国式民主移植到中国,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并不符合中国国情,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同理,对于习惯于机械思维的美国人来说,把美国民主复制到中国是使中国成为志同道合者的必由之路,中国以国情为由拒绝接受美国的民主化努力就是对美国例外论的挑战。
    机械思维使美国例外论强调用普遍原则指导行动。美国人重视普遍原则,认为普遍原则适用于所有人和所有情况。托克维尔和马克思都提到过美国例外论,但他们在描述美国民主制度时更为客观和现实,并没有带上强烈的宗教色彩。美国人却通过“上帝选民”和“山巅之城”等说法,不仅给美国例外论赋予了浓厚的宗教意涵,而且把美国民主说成是普世通用的模式。民主原则因此成为美国在例外论指导下对外扩张和干涉的合法性来源。有机思维则使中国例外论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中国人认为,并不存在所谓普世通用的原则,不同的原则只适用于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情况。中国例外论既不接受他国提出的普遍原则,也不为他国输出普遍原则。对于中国人来说,不仅美国提出的民主原则不适用于中国,甚至源于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也不适用于中国,因此中国应致力于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例外论并不热衷于向外推广所谓的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而是认为各国都可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就是这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有机思维的集中体现。而这与美国例外论对待美国模式或“华盛顿共识”的态度显然形成了鲜明对比。
    (四)外化思维与内化思维
    外化思维使美国例外论强调以自我为中心,积极主动地将美国模式复制到其他国家,通过把他国变成志同道合者,来塑造于己有利的形势。美国例外论主要以美国模式的卓然超群为立论基础,其顺理成章的行为取向就是,坚持自我中心主义,积极向外推广美国的民主价值观,让他国实现美国化,而不是学习他国的经验或接受他国创设的规范。在美国的历史上,似乎没有一个学习和接受既有国际规范的社会化过程,有的只是美国为他国制定规则,让他国按照美国模式实现社会化的过程。而且,美国例外论要求美国不是单纯地充当世界各国学习和效仿的榜样,而是主动向外推广其民主模式,并为此不断改造环境,创造条件,积极谋势。美国例外论从外化思维出发,认为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对于美国向外推广民主至关重要。克林顿政府第二任期的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曾毫不讳言地把美国称作“不可或缺的国家”,用以强调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重要性。外化思维使美国例外论不仅注重谋势和以自我为中心,而且强调特立独行,认为美国可以超越国际规范,不受国际规则的制约。对于美国人来说,不论出于何种考虑,自缚手脚都与美国例外论在逻辑上是矛盾的。美国人之所以拒绝参加由威尔逊总统设计的国际联盟,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美国人不愿对防卫所有国家反对侵略做出无法推诿的承诺。反过来,美国人之所以愿意支持由罗斯福总统设计的联合国,则主要在于联合国作为维持和平的安全体系并不要求美国做出约束性的承诺,安理会和否决权的制度设计有效消除了美国人的顾虑。
    中国例外论从内化思维出发并不强调以自我为中心,而是善于换位思考和适应形势,认为他国经验和模式不能照搬,而是必须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中国例外论主要以本国独特为立论基础,在强调本国独特的同时也承认他国独特。因此,中国在行为取向上反对任何形式的自我中心主义,反对霸权主义,积极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中国既不向外推广本国的发展模式和理念,也不照搬别国的经验。对于中国人来说,中国模式的实际意义并不在于这种发展道路本身的普世性,而在于它所体现的精神,即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内化思维使中国人在强调本国例外的同时,愿意学习和接受大多数国际通行的规范。尽管中国拒绝被他国同质化,但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明显的接受各种国际规范的社会化过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内化思维使中国人更愿意与世界发展的大势保持一致,更愿意在谋求自我发展的过程中尽可能迎合其他国家对中国发展方向的国际预期。中国通过改革开放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就是一种随势的行为。中国提出和平崛起,并进而改为和平发展,强调要成为负责任大国,致力于消除中国威胁论,迎合国际社会希望中国成为一种和平力量的预期。当然,中国也反对各种国际规则的束缚和制约,但中国并不像美国那样热衷于在国际上采取单边主义行动,而是乐于通过双边和多边方式,并经由国际组织同其他国家一道参与国际事务的管理。中国例外论从内化思维出发,认为国内动乱比外敌侵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还要严重,并因此把维护国内稳定看作防范西方“和平演变”的最佳途径。
    外化思维使美国例外论强调,要在明确对方属性定位即是不是志同道合者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如何与其打交道的正确思路,而判断对方是友是敌的标准主要就是对方是否分享美国的价值观。对友国敌国的界定在美国的对外战略中总是至关重要的。在美国例外论的指导下,美国与世界上很多同类国家(如民主国家)构建战略同盟关系,并致力于同化异类国家(如非民主国家),就是这种外化思维的体现。正如霍斯蒂所指出的,美国不仅需要敌人,而且常常把本国面临的威胁说成是普世的威胁,把美国要维护的利益和价值观说成是普世的利益和价值观。美国人这种推己及人的外化思维使美国例外论以己任为天下,尽管其最终目的并不是实现天下之治,而是成就世界秩序美国化的诉求。与之相比,在内化思维下,中国例外论强调,要在先明确双方关系定位的基础上,再与他国打交道,而判断关系定位的关键,并不是双方是否认同彼此的价值观,而是双方是否尊重彼此的独特性,并在关系定位方面达成共识。明确的关系定位对于中国妥善处理各种双边和多边事务都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例外论的指导下,中国与世界很多国家构建各式各样的战略伙伴关系就是这种内化思维的体现。从内化思维出发,中国人常常以天下为己任,把世界各国共同努力才能完成的目标看成是自己的目标,因此中国不断提出如“和谐世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旨在实现天下大治的理念。或许,对于习惯于外化思维的美国人来说,中国想要做的也是把他国变成志同道合者,通过倡导天下主义确立本国的霸权地位,因此中国例外论跟美国例外论的冲突是显而易见的。但对于习惯于内化思维的中国人来说,中国例外论并不排斥美国例外论,也不排斥任何一国例外论,它们是彼此兼容的。在中国人看来,例外的本意就是无法复制,美国人既然强调例外论,就不该到处复制美国模式,这种外化思维与例外论是矛盾的。
    
    结论
    
    中国人和美国人在一定程度上都强调本国例外,都喜欢用例外论来为本国外交政策辩护。但美国例外论是一种以本国更卓越为立论基础的例外论,中国例外论则是一种以本国更独特为立论基础的例外论。它们分别代表了一个光谱的两端,在立论基础、外交取向和政策偏好等方面都相当不同。在很大程度上,两国各自强调的例外论的不同是两国战略思维差异的一种写照。尽管两国各自的例外论论调本身并不是对外战略,但它们却是为两国制定和推行对外战略提供正当性和合法性的重要源泉,直接表现为两国在战略目的的界定、战略威胁的认知、战略手段的选择、战略原则的确立、战略关键的把握和战略禁忌的规避等方面的取向和偏好。因此,战略思维的差异使中美成为两种非常不同的战略行为体,并通过两种例外论而体现出来。
    这两种例外论的差异既源于两国不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发展,更源于两国人民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基于逻辑思维、类属思维、机械思维和外化思维,美国提出以本国更卓越为立论基础的例外论,要求他国“跟着我”。中国从辩证思维、关系思维、有机思维和内化思维出发,提出以本国更独特为立论基础的例外论,指望他国“别管我”。因此,美国例外论要求他国效仿美国,中国例外论则既拒绝仿效他国也不要求他国仿效中国。美国例外论只承认美国例外,否认他国例外,因此是一种排他性的、相对主义的例外论,任何一种他国例外论都是对美国例外论的否定。中国例外论则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例外的,因此是包容性的、普世主义的例外论,对任何他国例外论的否定就是对本国例外论的否定。
    尽管因两种截然不同的国家例外论而很容易让人认为两国的冲突难以避免,但实际上冲突并不是中美两种例外论互动的唯一或必然出路。例如,新加坡前外长杨文荣将中美两国的例外论归纳为:美国是“传教”大国,咄咄逼人地四处传播自己的价值观,而中国则是“非传教”大国,坚守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使中美陷入了“互相不理解”,或者说“致命的相互误解”,导致利益冲突日益凸现。然而,中美两种例外论既有相互排斥的一面,也有彼此包容的一面。尽管美国例外论很难容忍中国例外论的存在,但中国例外论却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美国例外论的存在。因此,从中国人与美国人思维方式的差异来看,两种例外论的冲突尽管是可能的,但并非不可避免,或者说,冲突并不是中美两种例外论互动的唯一方式或必然方式,甚至不一定是主导方式。
    
    (完)
    
    注释:略。
    
    (潘忠岐,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来源:《美国研究》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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